客服热线：
手机版
二维码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经投票表决，决定选择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接棒年满70岁的周小川，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第12任行长。易纲接替周小川掌管中国央行，并不令外界吃惊。事实上，早在两三年前，易纲已在央行内部负责各项工作，位列央行四位副行长之首。
素有“中国的格林斯潘”之称的周小川今年已70岁，连任三届央行行长之职令其成为迄今为止在任时间最长的中国央行行长。过去15年间，周小川带领下的央行走过不凡的历程。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被外界视为释放年度货币政策信号的央行记者见面会在3月9日上午如期举行。虽然这已是一年一度的规定动作，不过这一次因周小川这位已“超长服役”的央行行长卸任在即，令这场见面会的热度进一步升温。
素有“中国的格林斯潘”之称的周小川今年已70岁，连任三届央行行长之职令其成为迄今为止在任时间最长的中国央行行长。过去15年间，周小川带领下的央行走过不凡的历程。
货币政策篇
非典、金融危机，“稳健”应对
过去15年间，整个国际经济环境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又一番“沧海桑田”。而作为货币政策主导者的中国央行始终应宏观经济环境与市场客观规律之需，切实践行着“稳健”二字，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保驾护航。
稳健当头 赶走“非典”阴霾
2002年底，周小川正式出任中国央行行长。在刚上任的那一年，中国货币政策就可谓“好戏”连台。从年初开始闹得沸沸扬扬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到年中掀起轩然大波的“121”房贷政策，然后再到下半年出人意料地如惊雷般的准备金率调整，最后在年底又悄然推动利率市场化。
2003年2月25日，公开市场业务交易日由每周二一个交易日调整为每周二、周四两个交易日。同时，建立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流动性日报制度。
2003年6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121号文）印发。
2003年8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2003年9月21日起，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由原来的6%调高至7%，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暂时执行6%的存款准备金率不变。
2003年12月21日，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由现行年利率1.89%下调到1.62%，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维持1.89%不变。
2003年12月27日，原《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二条增加了一款“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一次在法律层面明确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作用。
在2003年央行的稳健货币政策下，中国经济逐步走出“非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周小川于2008年回顾过去5年的货币政策时曾表示，5年间，货币政策在科学性和前瞻性方面有不少的进步。比如，2003年，公众都担心“非典”会不会把经济拖下去。但从那时，国务院、央行和国家主管部门就开始研究中国双顺差问题，同时开始设计和推行一系列回收流动性或调控流动性的措施。“现在想起来，我们现在执行的措施基本上都是2003年设计并开始试行的，说明还是非常注意科学性和前瞻性的”。
灵活多变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在周小川第一次连任之时，恰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都被摆到了放大镜之下，牵一发而动全身。当时，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被视为经济的“稳定器”，起着救市的作用。这对于中国央行以及刚刚连任的周小川来说，无疑都是巨大的压力。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从2008年上半年的适度从紧到下半年的适度宽松，出现明显变化。从2008年初开始，为防止经济过热，央行半年内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然而，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效应的蔓延，中国GDP增速连续5个季度出现回落，经济下行趋势及压力加大，通货膨胀的风险一下子转成了通货紧缩。于是，央行快速调整货币政策，开始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8年1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8年1月25日起提高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执行15%的存款准备金率。之后，在3月18日、4月16日、5月12日、6月7日又连续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而进入下半年，央行的货币政策开始180度转变。2008年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2008年9月25日起，除工商银行(6.400, 0.04, 0.63%)、农业银行(4.080, 0.01, 0.25%)、中国银行(4.130, 0.00, 0.00%)、建设银行(8.030, 0.12, 1.52%)、交通银行(6.380, 0.00, 0.00%)、邮政储蓄银行暂不下调外，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个百分点，汶川地震重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个百分点；9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7个百分点，由7.47%下调至7.2%，其他各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
紧接着，当年10月9日、10月30日、11月27日、12月23日，央行又接连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周小川曾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会”上表示，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必须动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是在2008年这一年，大家发现此前一直以一头黑发示人的周小川突然间满头白发。
职能转变 从行政化到市场化
在不少人看来，周小川在2008年的第一次连任相当程度上可能是出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选择。到了2013年，周小川以超龄之姿再度连任中国央行行长一职。2013年3月13日，在是否连任的问题上，周小川的回答是：“不管我本人是否连任，所谓实践检验真理、实践检验政策，做得对的东西肯定会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而就在几天之后（3月1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务院各组成机构负责人，周小川成为首位“三连任”的央行行长。
只是，如同5年前一般，当下摆在周小川面前的依旧是巨大的挑战。2013年初，关于“货币是否超发”的问题引起一系列讨论。于是，央行采取稳中偏紧的货币政策。2013年6月的那场“钱荒”到如今回想起来依旧心有余悸。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流动性紧张也带来了正能量，央行的调控手段升级，机构和市场的抗压能力也得到相应提升。这一年，无论是央行重启正回购、重启3个月央票以及3年期央票，还是6月份货币市场利率大幅波动时央行进行非公开的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以及7月份公开市场上的“放短锁长”操作，都凸显出在货币政策维持中性背景下，央行管理流动性的思路——维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稳定和适度，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与此同时，央行金融调控更加注重“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的金融调控，旨在减少货币信用创造，推进金融脱媒化进程。
金融改革篇
参与金融改革，“很有幸”
正是在“钱荒”这一概念开始冲击市场的2013年，中国的金融改革进入波澜壮阔的一年。在金融去杠杆的大基调下，无论是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还是资金利率，都以加速态势在全球金融市场掀起一场风起云涌。
1.利率市场化 取得决定性进展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根本。2013年7月19日，央行决定，自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9月下旬，央行继续稳步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工作：建立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推动开展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工作；推进同业存单发行与交易，为稳妥有序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创造条件。
其实，2012年底，周小川已明确表示，近期，着力健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提高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做好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工作，为信贷产品定价提供参考；推进同业存单发行与交易，逐步扩大金融机构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近中期，注重培育形成较为完善的市场利率体系，完善央行利率调控框架和利率传导机制。中期，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健全市场化利率宏观调控机制。
由此可见，央行的利率市场化的规划图谱已非常明晰。
周小川在2016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应该说在去年底之前基本上就已完成，金融机构都有自主决定利率的权力。当然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应该说利率市场化已有决定性的进展。
2.银行业改革 实现“涅槃重生”
而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的前提之一就是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在周小川15年的央行行长任期内，中国银行业可以说是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涅槃重生。在周小川上任央行行长之初，恰逢中国银行业陷入严重的困局，改革迫在眉睫。2003年，大型商业银行报告的不良资产率是25%，市场的估计基本在35%至40%。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国家决定启动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2003年12月30日，国家开始启动对国有商业银行注资。通过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分别注资225亿美元。
2005年6月17日，建行与美洲银行签署战略投资合作协议。这是四大国有银行首次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
2005年10月27日，建设银行率先在香港H股上市。2006年6月1日，中国银行在香港H股上市。
2006年7月5日，中国银行回归A股，创下当时A股IPO数项记录。
2006年10月27日，工行在香港和内地同时挂牌，成为全球最大的IPO。
2007年9月25日，建设银行回归A股，工、中、建三大行在A股“会师”。
2010年7月15日，农行内地挂牌，并将于翌日在香港挂牌。
至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顺利完成上市。
2009年，我国金融管理机构代表中国正式加入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
2011年11月，金融稳定理事会宣布，全球首批29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中国银行成为中国乃至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惟一入选银行。
至此，中国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2011年末，我国银行业总资产达到111.5万亿元，是2003年改革前的4倍多；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实现持续“双降”，不良贷款比率从2002年末的23.6%下降到2011年末的1.8%。
然而，正如周小川在2012年初所言，已完成的商业银行改革重点解决了资本充足水平和质量等问题，“但我国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道路仍没有走完，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商业银行改革”。
3.坚定汇改 人民币走向国际化
过去的15年间，作为中国金融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说是成绩斐然，而作为中国央行掌舵者的周小川更是被外界称为“人民币先生”。
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币成为继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后，加入SDR货币篮子的第五种货币，人民币成为第一个被纳入SDR篮子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
时任IMF副总裁朱民在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提出人民币“入篮”时，由于不可兑换等原因，人民币不符合IMF的要求。因此，围绕人民币如何能满足SDR运营要求的标准，双方拟定了一个方案，央行需要完成一系列改革。“我们给央行的领导很高的赞誉，因为他们有勇气来推行这个改革，来争取这个地位。特别是行长周小川，推行这个改革一步步往前走”。
人民币汇率改革一步步走来，顶着西方国家的各种质疑、顶着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的风险、顶着各种做空基金的恶意狙击，可谓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正式启动，启动浮动汇率制度。对此，周小川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固定汇率好像打仗时手里拿的盾牌，无论你如何打来，我都坚持不动；如果我坚持不住，冲击就会造成影响。浮动汇率则像海绵垫子，你要打进来我就给你一个软的，进来就进来，我不让你打到我；等你想撤的时候，我还夹你一下，让你脱一层皮再走。”
2007年5月21日，央行决定，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0.3%扩大至0.5%。
到2008年4月10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7.0关口，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幅度达近20%。但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人民币停止升值走势；同时，在危机爆发后，人民币开始紧盯美元。
不过，在两年之后的2010年6月人民币汇改再度启动。当年6月19日，央行宣布重启自金融危机以来冻结的汇率制度，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2012年4月14日，央行决定自4月16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0.5%大至1%，为5年来首次。
2014年3月17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1%扩大至2%，外汇指定银行为客户提供当日美元最高现汇卖出价与最低现汇买入价之差不得超过当日汇率中间价的幅度由2%扩大至3%。
2014年7月2日，取消银行对客户美元挂牌买卖价差管理，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发挥更大作用，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汇率预期分化，中央银行基本退出常态外汇干预。
周小川在2018年3月9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说主要的政策该出台的都已出台。另外，中国是稳步地、渐进地逐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可兑换以后，还存在着一些个别方面的限制，这些限制也会逐步、稳步地放开，放开以后，人民币国际化还能够进一步地向前迈进。
面对“漫长职业生涯中有哪些难忘和遗憾的事情”这一问题，周小川说：“事情太多了，很难挑出来。有幸和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进。”
易纲接任央行行长：老面孔，新舵手
3月19日，易纲60岁生日的第14天，他接替周小川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新一任行长。这是他在央行“服役”的第21个年头。从1997年开始，易纲就开始在央行工作，历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外管局局长、副行长等职，一直深耕于货币政策领域。面对前任周小川15年央行行长生涯，站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历史节点上，易纲如何继续扛起改革大旗？他能做什么，他将做什么，他又会怎么做？
2015年3月，易纲在第1期“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畅谈中国金融改革
2017年12月20日，易纲在首期“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上详细阐述人民币加入SDR的理论逻辑和深远影响。
研究起点：通胀与货币
易纲是央行系统内的第一位海归。1980年，22岁的易纲在北大经济系读大三，被派到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哈姆林大学学习，并通过一篇关于统计模型精选方法的论文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后，易纲在印第安纳大学与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里斯联合分校的经济系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并于1992年获得终身教职。在1994年，他和一同归国的林毅夫等人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现在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教授、副主任等职。1997年，他从北京大学的讲台转战央行，开始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并开启了长达20年的央行生涯。
在美国求学期间，易纲的研究领域侧重在计量经济学和金融理论方面，而其研究的核心就是货币问题。当时虽然身在国外，但易纲等一批留学人员始终关注着中国的经济形势。1988年中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年末通胀率一度达到27.9%。如此高的通货膨胀率是怎么产生的，中国应该如何解决，这不仅是困扰国内经济学家的难题，也是易纲当时最关心的问题。当时弗里德曼“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观点传入中国，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货币超发是通胀高企的根源。
1990年—1993年期间，易纲发表了8篇英文论文，都是研究中国通货膨胀、价格波动和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后来，他发现，中国的货币扩张主因在于外汇储备增加，即便央行控制住了货币供应量，但“跑冒滴漏”的外汇占款仍旧增加了货币投放。
此后，关于通胀的研究，他一直在持续。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第二年，即1998年，中国出现通货紧缩现象。易纲当时提出的对策是长短期政策协调使用，短期来看，
应扩大财政支出增加总需求，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优化利率结构；中长期来说，应该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可持续增长。在1998年底的一次研讨会上，他指出，通货紧缩的深层原因是信用制度的破坏， 建立并完善中国的信用制度才是治理通货紧缩的根本。
2003年，他集结出版了《中国货币化进程》，较为系统地解释了中国货币高速增长的过程并阐述了其货币政策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后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个时候，他的视野已经从金融领域也更多地延伸到了经济增长模式方面。
丰富的学术经历，让易纲成为媒体口中的学者型官员，其学术功底在业内皆有口碑。他拥有宽广的知识结构，著作和论文数量丰富。目前，他已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有 11 篇被世界权威索引《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中国经济评论》、《比较经济学研究》等经济杂志上发表中文论文40余篇，并著有10本中文著作。
相信市场的改革者
在改革问题上，易纲与周小川同样属于坚定的改革者。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易纲的知青岁月让他了解到计划经济的弊端。据南方周末报道，易纲曾经回忆起他18岁时在北京顺义县插队的故事：当地每年都由政府来计划种多少亩小麦、玉米、黄豆、豌豆。农民们发现种豆类比种玉米的产量更高，于是，他们私下里调整，多种了10亩豆苗。两个星期后，豆苗长到2寸高了，但是主管的领导也发现了这一违规现象，他们亲自来开现场会，豆苗被拔了，可农时也被耽误了，全年的生产泡汤了。“这是典型的政府决定。”易纲回忆时总结。
计划还是市场，曾一度是困扰中国知识学界的难题。对在海外留学的易纲来说，其深受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影响。易纲曾在一个公开讲座上说，“血腥和暴力的事情能不能让社会进步，要进行反思。”苏联和中国，以及东欧一些实行了计划经济国家的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可以说血和生命的代价，改革开放和渐进的进步，才是成本最小的社会发展方式。
对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的易纲，曾在2015年第1期“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做过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他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含义已经发生改变。今天，国有经济占比已经不大，虽然在全世界来看占比还是较大，但是和1978年中国的情况相比已经小了很多。目前非公经济就业已占总就业80%以上，非公经济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现在所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指政府要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地方政府的职能要从直接抓经济项目、招商引资转移到执法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他一直强调产权对于宏观和微观的重要性，他在1988年《市场效率与产权界定》一文中就提到，在计划经济下很多产权是不清楚的，目前贪污腐败、利益输送等问题，根源之一就在于产权不清。而在市场经济下，产权是清楚的。
“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你相信到什么程度？”他在《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配置资源》一文中提出疑问。他认为，中国改革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坚持了市场经济。易纲的论文集、2009年出版的《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一书的思想就是所有的政策应该如何相信市场，如何保护产权。
通过这本书还可以看出，除了金融改革、货币政策，易纲还关心环境保护，比如大城市堵车、电子垃圾、办公和居住用房的浪费等问题。同时，他还特别关心国民素质问题。他在书中写道，“我国国民素质在以下几方面亟待提高：缺乏公共意识、做事不认真、缺乏风险意识。”在他看来，要解决国民素质低的问题，需要首先清楚地定义私人产权，并且逐步改善法治环境。
人民币“入篮”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
在央行工作的日子，易纲参与了很多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和改革，包括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近两年最重要的莫过于人民币加入SDR。
2016年10月1日，SDR新货币篮子正式生效。继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之后，人民币成为SDR货币篮子中的第五种货币。一年后，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出版了专著《人民币加入SDR之路》，全面回顾了人民币加入SDR的历程，对于人民币“入篮”的历程和意义，去年12月20日，易纲在“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第1期暨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8期上，进行了深入介绍。
他介绍，在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提出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国方案”。自此，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和增强SDR作用开始进入G20峰会议程。经过多轮讨论，终于在2015年，IMF执董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
“人民币加入SDR是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易纲说，中国经济体量的增长、金融体系韧性和抵御风险能力稳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愈加成熟，都为人民币加入SDR奠定了基础。
他同时指出，人民币距离真正一流的储备货币还存在差距，在信用卡、第三方支付、支付清算系统、托管系统以及市场的开放程度等方面都有待完善。“我们要找到这些差距，使之成为我们进步的动力。我们今后的方针是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不断地缩小同真正的储备货币和一流的金融市场之间的差距，不断地进步。”
对于中国经济领域下一步如何改革开放，他认为，贸易投资、金融业对外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减少外汇管制，这“三驾马车”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协同推进。
易纲表示，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必须要考虑减少外汇管制。但也要注意，减少资本管制、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过程如果走得太快，又容易发生类似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此前亚洲金融危机的错误，而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势必会倒退，重新进行管制，这将使整个推进过程变得更加缓慢和漫长。
在他看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须同时推进。易纲表示，应考虑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如何能够更加灵活，反映市场供求，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成为金融稳定器和国际收支的调节器。“这三个方面必须同时考虑，如果在哪一个方面走得冒进，其他两个方面不配套，都会发生问题。这是三个方面同时改革的一个要求。”
货币政策下一步？
在今年两会上，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的“一行三会”变成了当前“一委一行两会”模式。（详情查看：三问“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新架构）未来，央行如何发挥其协调作用，以及中国货币政策走向，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对于2018年及中期央行货币政策走向，可以预见的是，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不会变。今年《政府工 作报告》对货币政策的表述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易纲在两会答记者时解释了“松紧适度”的考量，他说，松紧适度主要针对实体经济而言。“能不能够创造一个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这样就为我们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此外，流动性方面的松紧主要是看，市场利率是不是平稳，整个的超额准备金水平是不是合适，各方面的指标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内。
去年底，易纲也撰文分析了2018年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政策思路。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依靠货币信贷的“大水漫灌”来拉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创造条件。人民银行将按照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要求做好总量调控，根据调控需要和流动性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易纲在文中表示，央行将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与此同时，金融业市场化和改革开放的方向也不会变。易纲在多个场合强调了市场化改革方向的重要性。他在上述文章中指出，央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进一步督促金融机构健全内控制度，增强自主合理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从提高金融市场深度入手继续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进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
他指出，当前，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汇率能够发挥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有序推进和汇率弹性的增强能够有效提升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易纲简历：
1958年出生，经济学博士。
1977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0年至1982年，在美国哈姆林大学获管理学学士学位；
1982年至1986年，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系学习，1984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6年至1991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先后担任经济系助教、副教授；
1992年获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并晋升为副教授；
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2002年至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2003年至2004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2004年至2007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期间：2006年9月至2007年10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
200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09年7月，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2015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16年1月12日卸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职务，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同年12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
来源：新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