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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今天上午10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路透社记者问：2017年在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中国非金融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上升0.47个百分点，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在高借贷成本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今年央行是否将跟随美联储脚步提升利率？中国政府是否将放松对资本外流的管制？在设定人民币中间价时，是否会完全取消使用逆周期因子？谢谢。
周小川答：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中经过这么多年艰难曲折后的复苏，终于现在在全球多个地区都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因此，很多重要国家的货币政策从数量宽松慢慢退出。首先这是一个好事，这个好事也意味着过去全球范围内的数量扩张和低利率可能逐渐将告一阶段。中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个方面的影响大家应该可以预估到。
另外，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增长方式也在转变。我们现在强调经济是一种新常态，是从过去追求数量型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增长。所谓过去数量型增长的旧常态，就是有很多事情也是靠资金堆积，资金投放比较大，所以就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这种方式的转变也表明未来经济的增长依靠数量堆积会减少。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广义货币的总量在经济体中已经相当大，在追求质量型增长的时候，就有可能减少过去大量依靠资金支持的这种增长方式。所以，实际上整个中国经济体里的广义货币这个池子里的钱可以用得更有效率，一旦用得更有效率以后，也并不见得就是说资金就紧张。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有看到整个资金上数量和价格有上升趋势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它也有提高效益和价格下降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在货币政策上和外汇政策上，都有相应的政策响应。
周小川谈比特币：让人家幻想一夜暴富，不是什么好事。
新华社记者问：近两年，比特币ICO融资等虚拟货币平台一直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我们看到央行和各个监管部门采取了强力的监管，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效。请问这是出于何种考虑，下一步我们将出台什么样的监管政策？谢谢。
周小川回答：刚才您说到的那些措施可能您已经都观察到了，您是说背后怎么考虑。首先，我们刚才已经回答了跟此相关的问题，意思就是央行比较早就动手关注金融科技方面的新技术，并组织了研讨会，成立了研究所，在这方面付出了力量，同时进行了多方案的研究，这首先表明我们对科技的总体态度。同时，我们也很关注像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的应用。但与此同时，我们认为这些研发应该比较慎重，像比特币和其他一些分叉产品的一些东西出的太快，不够慎重，如果迅速扩大或者蔓延的话，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同时，也许也会对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传导，都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测的作用。因此，我们主张，研究一些新东西是好的，但是除了市场的动力以外，还要考虑全局、大局，不是要钻一些政策空子，搞出一些什么爆发性的事件。
周小川表示，再有，你在投入真正运行之前，一定要考虑跟消费者的关系，跟投资者的关系。因此，如果在测试还不太充分，或者测试结果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同的情况下，迅速扩大会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从央行的角度来讲，第一是不慎重的产品先停一停，有些有前途的产品也必须经过测试、经过认证，确实比较可靠了以后再推广。所以，大家注意到我们央行的做法是去年8月底先把ICO停了，后来紧跟着，我们是不支持比特币和人民币的直接交易的。再有是，把现在的所谓比特币一类的虚拟货币像纸币和硬币、信用卡一样作为零售支付工具，目前我们没有认可，银行系统不接受，也不提供相关的服务，这就是背后的考虑。
周小川说：“未来的监管，首先它是很动态的，它是取决于技术的成熟程度，也取决于最后测试试验、评估情况。所以，这个应该说还有待观察，也不是说马上就要拿什么样的监管措施。也像我刚才所说的，在考虑这些新技术的同时，在服务的方向上要清楚，我们不太喜欢那种创造一种可投机的产品，让人家都有一夜暴富的幻想，这不是一件什么好事，而是强调要服务实体经济。既然是说想搞数字货币的话，你要考虑确实给消费者、给零售市场带来效率、带来低成本、带来安全隐私的保护。另外，你要考虑大局，这个东西不要起到说跟现行的金融稳定，跟现行的金融秩序直接相冲突。当然，如果说是技术发展会对原有的金融秩序带来改变，也需要比较慎重地进行研究、进行论证以后再出台。所以，总的来讲，技术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也在逐渐摸索，在摸索过程中，说不上一定就是未来有某种确定的监管政策。研究这些问题，央行也是和市场人士密切配合，听取广大公众特别是媒体的意见。谢谢。”
广义货币这个池子里的钱可以用得更有效率
路透社记者问：2017年在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中国非金融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上升0.47个百分点，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在高借贷成本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今年央行是否将跟随美联储脚步提升利率？中国政府是否将放松对资本外流的管制？在设定人民币中间价时，是否会完全取消使用逆周期因子？谢谢。
周小川答：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中经过这么多年艰难曲折后的复苏，终于现在在全球多个地区都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因此，很多重要国家的货币政策从数量宽松慢慢退出。首先这是一个好事，这个好事也意味着过去全球范围内的数量扩张和低利率可能逐渐将告一阶段。中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个方面的影响大家应该可以预估到。
另外，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增长方式也在转变。我们现在强调经济是一种新常态，是从过去追求数量型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增长。所谓过去数量型增长的旧常态，就是有很多事情也是靠资金堆积，资金投放比较大，所以就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这种方式的转变也表明未来经济的增长依靠数量堆积会减少。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广义货币的总量在经济体中已经相当大，在追求质量型增长的时候，就有可能减少过去大量依靠资金支持的这种增长方式。所以，实际上整个中国经济体里的广义货币这个池子里的钱可以用得更有效率，一旦用得更有效率以后，也并不见得就是说资金就紧张。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有看到整个资金上数量和价格有上升趋势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它也有提高效益和价格下降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在货币政策上和外汇政策上，都有相应的政策响应。
易纲：我们监测到，去年年底贷款利率是同比上升了0.4个百分点，看去年的物价CPI是1.6，PPI是6.3，GDP的平减指数大概是CPI和PPI的加权平均。这么看，我们的实际利率是稳定的，我们不仅仅要看名义利率上升了0.4个百分点，还要看实际利率，实际利率是稳定的，和经济走势是相一致的。资金面上供给，也是比较平衡的。
人民币国际化既要推进，也要防风险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
从2016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加大对资本外流管制的力度，这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有所放缓，您怎样看待未来中国的资本项目的开放进展？
周小川答：我个人并不认为说整个资本项目可兑换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它服务于什么，还是服务于中国经济和世界整个经济更加融合、更加开放，实现所谓开放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你既然是开放型经济，货币的自由使用程度应该高，应该可兑换。但与此同时，你要防范风险，除了金融的风险，也要考虑到经济中各种不同实体所面对的风险，还要考虑到像反洗钱、反恐融资这一类内容的管制。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也并不完善，所以有时候资本流动会起到副作用，会伤害某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像这些都必须考虑在内。因此，这样的一种改革开放的进程，应该说历来都不是直线型的，它总是朝这个方向走，如果经济中有一些问题的话，就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有一些方案、有一些具体的执行措施需要进行微调，这样的话最终会有利于在这方面前进。
中国从90年代到现在，最早提出人民币要变成一个可兑换的货币，我记得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是1993年就提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之中，作为一个大国逐步开始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有最大的两个曲折，不是说最近有什么曲折，最大的两个曲折，一个是亚洲金融风暴，一个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旦出问题，大家就会对政策进行评估，进行反思，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便总体上在这个方向上走的更扎实、更稳健，最终实现改革开放的目标。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我补充一句。资本可兑换是在稳步的推进，在资本项目下有两个最重要的项目，一方面是直接投资，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FDI，一个方向是ODI。直接投资，我觉得真实贸易投资背景下都是很方便的。另外一个大的项，比如说组合投资，就是金融市场的开放，我们国内股市、债市的开放和中国的居民将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产，配置它的组合投资。不管是直接投资，还是组合投资，在这两个方面都会进一步地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里有一些“放管服”的改革，有一些便利化的改革，还有一些数据透明度，还有一些比如说反洗钱、反恐融资的要求，这些都会稳步地推进。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国内市场现在也在变大，不管是股市还是债市还是其他的市场，将来也都要做双向的开放。在做开放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控好风险，使我们的监管水平和开放的程度相适应，这样就能够在开放中防范好风险，使得中国的居民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更加地便利，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
不会对香港货币政策作出评论或提出主张
香港商报新媒体记者问：近期港元的汇率持续走弱，已经达到了有联系汇率以来的最低点。所以，我看到有声音讲，香港需要重新检视联系汇率制度。1997年的时候，中央大力支持香港维护联系汇率制度，我想知道的是央行到现在如何定位港元的地位和作用，包括联系汇率制度的地位和作用。谢谢。
周小川答：香港是特别行政区，在财政货币这些问题上都是高度自治的，在香港回归祖国整个过程中，在香港基本法立法的过程中，这些事都已经说明白了，我估计您作为香港的媒体比我更清楚。香港目前实行联系汇率制，联系的是美元。后来有一定的微调，扩大到了正负五分钱的浮动范围，这些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自己作出的选择，走的是香港自己的决策程序，我们非常尊重这种政策选择。同时我们也尽我们的力量配合支持香港的汇率政策和制度选择。
因为香港经济还是和内地的联系最多，但是货币和美元联系比较紧，这中间会发生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应该说也都是在预期之中的，也不是超过预期的。这种选择，说实在的，有时候你会看到优点，有时候会看到缺点，因为选择很少，所以每项选择都不可能说只要优点不要缺点，总是共生的。我们不会对香港财政、货币政策作出什么评论或者提出什么政策主张，而是说如果香港作出的选择，我们一定高度尊重，同时配合好，在现有的体制下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做法，使得现有的体制能够平稳的运行，尽可能的把可能存在的缺点和不利方面降到最低程度。谢谢！
金融控股公司要保持稳健经营、透明度
中新社记者问：请问周行长，当前《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的制定进展情况如何？《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主要会聚焦在哪些方面？它与单独对证券、银行等金融公司的监管有哪些不同？谢谢。
周小川答：金融控股公司，潘行长也有研究，我先简单说两句。一是社会上现在出现了金融控股的行为，有的叫金融控股公司，有的没有叫金融控股公司，但实质上有一些集团里形成了金融控股的做法，可能控股了多家金融机构，可能还在不同的行业，比如说有证券、有保险、有银行的、有信托的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同时也酝酿了一定的风险，这些东西应该纳入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对金融控股公司，我们试图制定一些基本的规则，但目前也还在初步探索之中。首先一条，我们知道金融业是要依靠有足够的资本，资本是能够吸收风险的基础和能力，因为金融是高风险行业，你必须有一定的本钱来支撑它的稳健经营。目前出现的一些金融控股的行为，使得有一些他们所控制的金融机构的资本并不真实完整，社会上存在着有一些虚假注资、循环注资的问题。因此，强调资本的真实性、资本的质量、资本的充足，这是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管理的一个内容。
二是你既然搞金融控股的话，你的股权结构，集团的股权结构和受益所有人的结构，实际控制人的状态应该保持足够的透明度。如果不透明的话，就容易在中间出现一些风险，出现一些违规的操作。因此，大家对金融控股的股权结构和受益所有人结构都很关注，也能从中能分析到很多问题。
再有，也就只有在所有权结构比较清晰的情况下，金融控股集团内部的金融机构要加强对它们的所谓关联交易的管理。一个是，控股集团内部的金融机构之间可能有关联交易，也可能和他们所控股的其他非金融类的企业，也就是实体经济的企业以及海外的企业之间，都可能存在关联交易。所以，对关联交易的管理会有所加强。
总之，要保持一种稳健经营、透明度。我认为，这可能是当前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管理和起草一些基本规范文件的起步点。当然，以后可能还会参照国际经验，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有更深的考虑。
潘功胜：刚才周行长已经讲得非常全面，金融控股公司实质上这些年来是发展比较快的，也出现了很多的风险，周行长刚才在讲话当中所谈到的，比如说交叉性的金融风险，比如说在金融控股公司的框架下，风险的隐蔽性比较强，比如说控股公司干预下面的金融机构的经营等等。在中国这个分业监管的模式下，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在规则上存在空白，监管的主体也不明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央国务院要求，人民银行要牵头抓紧制定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
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规则的重点，刚才周行长在讲话当中都讲到，比如说要落实行为监管，要实质重于形式。比如强化整体的资本监管，建立并表的监管机制，防止虚假出资、循环出资等等短期行为。要严格股权管理，这个股权的架构和组织的架构要清晰，股东和受益人应该是比较透明的，要强化关联交易的管理，要在金融机构和控股公司之间，和其他的产业之间建立防火墙制度等等，现在，人民银行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谢谢。
防风险和改革不是对立的
记者：在2017年很多人认为金融改革的步伐走的有些慢了，大家认为这可能与防风险有关系，接下来2018年防风险仍然是金融领域的重头，这会不会导致大家有这样一种担忧，防风险会导致金融改革与发展进入停滞，或者步伐放缓，请问周行长怎么看？谢谢。
周小川答：大家也知道金融行业，特别是像银行这一类机构本身就是管理风险的行业。因此，防风险如果防得好，这是这个行业发展以及它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这个做得好的话，就能够发展得好、能够服务得好。因此，防风险、防危机也历来都是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个人认为，防风险和改革不是对立的东西，而应该是一致的东西。大家也看到国际上正是由于有了风险、有了危机，才促进了很多新的措施的出台。
我们中国有很多重大的金融改革，正好是因为亚洲金融风暴，让我们认识到风险和不足，然后进行了改进。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也是这样。因此我们说防风险是改革的一个部分，2017年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总书记作了重要的讲话和部署，此后成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些防范风险的动作都改进了监管，改进监管也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改进监管、减少风险的情况下，金融方面其他的步伐反而可以走得更快、更大。比如说我们刚才大家所提到的人民币国际化和市场准入的放开，这些都把监管和改革联系一起。谢谢。
将降低中国经济增长对资金投放依靠
记者：近来，全球多个地区经济出现复苏迹象，很多重要国家的货币政策从量化宽松慢慢退出。
周小川答：“这是一个好事，这意味着过去全球范围内的数量扩张和低利率可能将逐渐告一阶段。”
周小川指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过去追求数量型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增长。所谓过去数量型增长的旧常态，就是有很多事情是靠资金堆积推动，资金投放比较大，所以能刺激经济增长。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表明，未来经济增长对数量堆积的依靠会减少。但周小川表示，中国广义货币的总量在经济体中已经相当大，池子里的钱可以用得更有效率。
周小川提醒，在这种情况下，既要看到资金价格有上升趋势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资金使用效益提高、价格下降的一面。“在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上，都有相应的政策响应”，周小川说。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也透露，根据监测，2017年年底贷款利率同比上升了0.4个百分点，当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1.6%，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是6.3%，通过CPI和PPI的加权平均来观察，中国的实际利率稳定，资金面供给比较平衡。对于中国今年会否跟随美联储脚步提升利率，易纲说，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依据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来进行综合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