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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今年7月21日的“一揽子”方案没能够阻止债务危机的扩散；10月27日的峰会虽就希腊债务、银行注资及建立“防火墙”等三方面的近期措施达成协议，但方案没有中长期明确的方向或路径，其短期措施的可信度受到质疑。现在看来，欧洲' target='_blank' >央行（ECB）行长' target='_blank' >特里谢在10月中旬离任之际关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从小国传染至某些大国”的说法并非虚言，欧元区的“系统性危机”正在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与忧虑。今天，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做客本期“首席观点”栏目，他为我们全面分析欧元区危机恶化的原因，并指出全面解决危机的关键、欧元区近期和中长期可能的前景以及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影响。
欧元区危机急剧恶化的原因
记者：从一些数据提供的表面情况看，欧元区整体的财政基本面（公共债务、财政赤字甚至居民部门债务对GDP比率）强于美国，欧元区各国亦在发达国家中率先进行了财政调整。但是，主权债务危机却首先在欧元区发生。您认为欧元区本身存在哪些结构性缺陷导致这一局面的出现？
王建业：欧元区的形成是欧洲各国在战后面对欧洲的现实共同做出的一项政治和经济决定。原先的设想是在各国政治、' 法律、经济制度相对独立的现状不作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统一市场、统一货币以及生产要素的自由跨境流动将促进泛欧意识和认同感的逐渐形成，促进欧洲各国经济、文化及基本制度的长期趋同。
十多年的实践表明，统一货币一度带来“统一”利率以及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泛欧化，但各国的经济结构和偿付能力差别并不趋同。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因而也就没有统一的国债市场。区内宏观监控，尤其是对各成员国公共和私人部门债务积累的监测、管理和控制严重缺失，无法预知，更不要说预防重大系统性危机的发生。
同样致命的是欧元区缺乏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欧元区（至少在EFSF成立以前）没有跨国的转移支付及金融救助机制，没有全区域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破产机制，更没有区域内的主权债务重组机制。由于各国政治、经济主权独立，执行能力各异，法律、监管体系分割，重大问题又需要17国议会一致通过，欧元区应对危机的能力受到现有政治、决策制度的严重约束。制度与结构的缺陷就是为什么欧元区整体财政基本面好于美国，但政府债务危机却率先在欧元区发生的主要原因。
记者：除了上述制度与结构的缺陷之外，还有哪些内外部因素也在促使欧元区的危机进一步加剧？
王建业：其一，从2010年上半年至今，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已居欧元区前列的国家，尤其是希腊，也包括意大利等重债国动真格的财政和结构性改革（例如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裁减公共部门雇员以及出卖国有资产）进展缓慢。其二，由于政治上的忌讳，前期欧盟对区域内银行的压力测试有意不考虑希腊等边缘重债国违约的情景，人为地掩盖了欧洲银行业的脆弱。欧元区银行对短期批发资金市场依赖程度较高，批发融资率远远高于美国、英国的银行。由于历史的原因，欧元区银行的许多贷款合同使用美元，美国的对冲基金、投行、货币市场基金对欧洲市场美元资金的供给和成本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欧洲债务危机的恶化也有美国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做空欧元区证券、趁火打劫的因素。其三，世界经济放缓的影响。继州和地方财政2009年开始紧缩以后，美国联邦财政的调整已很难再次拖延。此外，新兴市场为抑制通货膨胀继续实行宏观调控。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刺激性财政政策退出的大背景下，欧洲的债务危机进入恶性循环的概率大幅上升。
总之。此次欧元区危机有内外因素，以内部因素为主；有经济、制度、结构甚至政治的因素，制度、政治的因素是解决危机的关键。真正解决欧元区债务、金融危机，恢复市场信心，将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必须标本兼治。
解决危机的主要争论与矛盾
记者：目前，关于欧元区危机的争论很多，从要不要救、“大救”还是“小救”，仅靠欧洲本身救得了救不了，到具体的欧洲央行（ECB）提供流动性，干预成员国国债市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使用范围、条件、扩容的细节。您如何看待这些争议？
王建业：这些争论涉及技术、经济、政治，但有两对基本的矛盾。
其一是欧元区内债权国，即财政相对稳健、国际竞争力较强、国际收支状况良好的北欧国家，包括德国、荷兰、奥地利、芬兰等欧元区硬核与债务国，也就是欧元区的南欧成员国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的焦点是北欧债权国（主要是其中规模最大的德国）是否或以什么代价通过欧元区财政制度的改革向南欧债务国进行转移支付（所谓“Transfer Europe”）的问题。显然，一个星期干5天，一直干到超过65岁的北欧纳税人并不愿为一个星期只干3天，55岁就退休的南欧生活方式埋单。但南欧的调整又无疑是痛苦、被迫的。这些国家也不愿意因一时的困难轻易放弃经济独立与主权。法国是债权国，但银行系统比德国脆弱，并不总是与其他债权国一条心。例如在关于EFSF能否向ECB借债扩容的问题上，法国为了保住自身AAA的信用评级，反对提高债权银行对所持希腊等主权债权“剃头”的比率，更多地站到了债务国的一边。
第二对基本矛盾是欧元区国家与美、英等国的矛盾。美国既希望欧洲稳定，又不希望欧元做大。除了对德国等施压以加大对南欧重债国的救助或转移支付，还在某种程度上希望欧元区的问题国际化，通过IMF或其他途径插手欧元区事务。英国的经济利益、贸易市场在欧洲大陆。上世纪90年代初因货币贬值被迫退出欧元区的前身欧洲货币机制，此后亦没有加入欧元区，因此（至少部分利益集团）有既不希望欧元区做大，又想扩大在欧洲经济、金融事务的发言权的矛盾心理。在对南欧重债国提供救助还是迫使其调整这一天平上，美、英偏向于救助，而德国等欧元区国家则更重视轻易救助的道德风险和长期成本，更强调通过危机加强财政纪律和结构改革。
从目前的情况看，一个能使市场信服的解决方案须以欧洲为主，因为没有其他经济体能够代替欧元区成员国解决自身的制度、结构问题；必须有足够的“火力”，即有巨额可供使用的资金，否则不足以平息恐慌；必须在北欧债权国的转移支付和南欧债务国的财政和结构调整中取得平衡，因为没有调整的救助终将失败；近期的措施必须包括长期制度改革的元素，否则没有公信力。IMF、美国、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可以起辅助作用，或提供资金支持或通过国际组织对南欧调整的监督，促进南欧债务国的经济调整与复苏。
欧元和欧元区的前景
记者：当各界还处在欧盟峰会最新救助计划或能帮助欧洲走出主权债务阴霾的憧憬之中，希腊又发生“全民公决”的波折。欧元和欧元区近期由此会出现何种前景？
王建业：近期欧元区分裂的可能性极低或几近零。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人知道分裂对退出和留下国家的冲击究竟有多大。面对可能的灾难性后果，维持货币区的成本小于分裂的代价。
希腊主权债务重组不可避免，对此市场已经有了准备，这也是IMF敦促欧元区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原因。希腊有序违约对市场的冲击估计有限，其力度和影响面取决于欧洲银行注资的进度和其他重债国“防火墙”的坚实程度。
由于银行信贷收缩，欧洲企业融资的70％来自银行，远高于美国（约40％），加上主要经济体刺激性财政政策的退出，欧元区今年四季度或明年上半年进入衰退的概率很高，给欧元汇率带来下行的压力。
记者：那么，中长期的前景呢？
王建业：欧元区中长期的前景至少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统一财政。各成员国放弃财政主权，经过一段过渡期，形成统一的欧元区' target='_blank' >财政部，或类似的架构，转移支付制度化，欧元区财政当局发行名副其实的欧元区债券。这一情景成为现实的难度很大，主要的阻力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非经济层面。以税收为例，仅仅统一税收政策，例如统一增值税税率和征收范围是不够的，因为各国的传统、法律、执行能力差别很大，结果即使税基、税率相同，税收额也会差别很大。历史上也曾有过北欧强国取代南欧统治者在南欧征税，支配公共支出的事例，但都不持久。
第二种，欧元区有序解体，形成更同质、更持久的新欧元区。这种情景可以是边缘重债国选择退出或核心成员国自愿离开。这种情景发生的可能性不大。首先，离开欧元区，恢复本国货币，实行贬值以提高竞争力的好处极其有限。对于像希腊这样严重依赖进口的小国，汇率变动到国内物价的传递很快，工资的指数化使劳动力成本随物价同步上升，货币贬值很难持久地改善对外竞争力。其次，离开欧元区肯定失去ECB的流动性支持，也很可能失去欧盟成员国的地位，甚至面对欧盟其他国家的关税壁垒。不管是否退出共同货币区，经济失衡的国家都要进行财政调整，此时若再失去欧盟每年社会和统一方面的资助，无异于雪上加霜。最后，离开欧元区有可能触发银行挤提，资本、人才大量外流甚至超级通货膨胀。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充分认识到，作为欧洲共同市场、共同货币的最大赢家，德国等北欧债权国也是不会从欧元区退出另起炉灶的。
第三种，既非统一财政，亦非解体，而是基本维持现状，不得已时进行必要的制度、结构变动，“得过且过”（“muddling through”）。这种情景就是基本保留各国的财政制度但通过EFSF以及2013年后取代EFSF的ESM，加强布鲁塞尔应对危机的能力，部分弱化成员国的财政主权，尤其是接受转移支付或援助的成员国支配本国税收和财政支出的权利。违反财政赤字和债务上限的国家将受到经济处罚，例如将面对较高的ECB贷款利率等。在这种情况下，欧洲走向政治和财政统一是被危机推动的，道路是漫长的。在某些领域，例如金融监管一体化方面则可以走得快一些。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二种情景可能性最低，第一种情景和第三种情景都有可能，第三种情景的可能性大一些。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欧元从长远来看仍是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之一，欧元和欧洲的股市、债市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具有较高的波动性。如同历史上大部分债务危机一样，债权国的利益最终将在危机的解决中占上风。
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
记者：欧元的诞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体系最重要的变革，这次欧元区危机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产生何种影响？
王建业：尽管欧元区在产量、贸易、人口等方面堪比甚至超过美国，但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在官方国际储备中的份额远远小于美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欧元区没有统一的债券市场，公共债券市场的不统一是因为财政的不统一，欧元储备资产的供给因而受到限制。
这次欧元区危机是坏事，也是好事。欧元的稳定和强大有助于打破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垄断地位，有助于现行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向更具内在稳定机制的多元储备货币体系过渡。没有这次危机，欧元区就不会加快财政和债券市场一体化的步伐，欧元储备资产的供给就将继续大大落后于欧元区的经济实力，从而延长美元资产主导储备资产市场的局面。
欧元区危机的爆发既暴露了欧元区内制度、结构的缺陷，也暴露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治理结构的问题。解决欧元区危机需要资金，欧元区需要国际支持，至少是IMF的支持。目前IMF大部分资金投向欧洲小国。据估算，IMF对欧元区三个边缘重债国（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的贷款承诺已经占到了该组织贷款总额的80％。在2009年IMF增加可贷资金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认购了相当数量的IMF债券，要求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IMF目前的贷款结构并没有反映新兴市场债权国的要求。
现行IMF及其他国际金融组织治理结构的一个显著问题是主要发达国家从世界金融体系的债权国变成债务国之后，仍然主导这些组织，包括这些组织的贷款方向和条件。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与时俱进，反映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反映债权国的利益。这次危机将大大削弱欧洲对减少其在IMF和世界银行理事会席位的阻力，促进国际金融组织治理结构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记者：那么，中国在化解欧元区危机的国际努力中又可以发挥哪些积极作用呢？
王建业：首先，有效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就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复苏、欧元区经济调整的最大贡献。其次，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对IMF可贷资金的增加作出了贡献，间接通过IMF贷款支持了欧元区的经济调整。必要时，财政状况较好、外汇储备充裕的新兴市场国家可加大对欧元区的金融支持，例如认购IMF或EFSF债券，为欧元区的“防火墙”提供保险，甚至可以考虑对IMF—西班牙或意大利调整方案提供平行融资。再次，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也可促进欧元区经济复苏。部分地由于发达国家对中国对外投资的隐性歧视，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不仅远远少于欧洲对华投资，而且远远少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欧元区危机引起的恐慌导致资产价格大跌，边缘重债国被迫出卖资产，一些有价值的投资机会在欧洲显现，包括有知识产权、有技术含量的第三' 产业。从长期来看，欧元区仍然是规模巨大、利润丰厚的市场，中国的企业应抓住机遇。
（图片 辛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