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Ⅰ到巴Ⅲ：中国“银行监管进化史”顺水鱼财经

董云峰

回望历史，' 中国银行业监管架构的初创与成熟，都与巴塞尔协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巴塞尔协议第一版到第三版，见证了中国' 银行业越来越深地融入到国际金融体系，并逐渐获得话语权，成为国际监管标准的制定者之一。

在巴塞尔协议Ⅲ（下称“巴Ⅲ”）出台一年半之后，今年6月8日，中国' target='_blank' >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下称《办法》），并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标志着中国版巴Ⅲ正式落地。

从巴Ⅰ到巴Ⅲ

1988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首次发布巴塞尔协议，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包括中国在内，巴塞尔协议Ⅰ所确立的监管框架，逐渐被全球大多数经济体所接受，8%的资本充足率底线更是在1995年被写入中国《商业银行法》。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为适应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巴塞尔委员会着手起草新的资本协议，并于2004年6月对外颁布，计划2006年12月开始实施。新协议对银行的多种金融工具的双边、多边净额结算，市场风险，以及最低资本比率要求的监管，作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就在巴塞尔协议Ⅱ即将在全球落地之际，国际金融危机突然爆发，欧美银行业遭受重创，新巴塞尔协议的实施被迫陷入停滞。不仅如此，各国监管机构开始反思金融危机的教训，试图重构金融治理与监管框架，巴塞尔协议Ⅲ应运而生。

2010年12月，在二十国集团（G20）的积极推动下，巴塞尔委员会发布巴Ⅲ最终文本，并要求各成员经济体两年内完成相应监管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监管标准，2019年1月1日前全面达标。

在此过程中，中国银监会在2009年初正式加入巴塞尔委员会与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全面参与了以巴Ⅲ为核心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这种身份的转变使得巴Ⅲ的实施成为一项责任和义务。

实际上，在巴塞尔协议Ⅱ颁布后，考虑到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整体偏低，并且国有商业银行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革，监管层作出了推迟实施新协议的决定，同时提出了分类实施、分层推进、分步达标的基本原则。

巴Ⅲ温和落定

这一次，中国银行业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枝独秀的表现，以及各项监管指标的全面向好，使得银监会一度希望提前实施巴Ⅲ。去年5月，银监会出台《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明确了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贷款损失准备监管标准。拟自2012年初开始实施，2016年底达标，实施时间提前1年，最后达标时间提前2年。

在银监会看来，通过提前实施巴Ⅲ，有利于倒逼银行业转型，推动大型银行走向国际化。但由于担忧资本新规的提前实施会对商业银行造成过多压力，影响银行体系正常运行，从银行业内到监管部门，均提出了不同意见。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开始步入下行通道，“稳增长”基调再度抬头，不仅银行业面临的信用风险上升，同时经济增长需要银行信贷维持适度宽松，这给巴Ⅲ的提前实施增添了变数，使得我国新监管标准一再难产。

最终，2012年6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公布，要求商业银行在2013年1月1日起实施，2018年底前全面达标，实施时间表全面与国际接轨。

《办法》在资本要求、资本定义、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和全面风险治理等各方面都保持了与巴Ⅲ的基本一致。差异在于，一是国内核心一级（普通股）资本充足率最低标准为5%，比巴Ⅲ的规定高0.5个' target='_blank' >百分点；二是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暂定为1%，而国际上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其结果是，《办法》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其他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分别为11.5%和10.5%，与现行监管要求保持一致，避免了对银行业造成较大冲击。银监会相关人士同时强调，巴Ⅲ仅仅规定了最低监管要求，并非是国际统一标准，与新加坡和瑞士等国相比，《办法》确定的国内监管标准并不高。

中国版巴Ⅲ落地意义何在？正如银监会主席' target='_blank' >尚福林今年6月底所言，新监管标准的制定实施，不仅有助于增强我国银行业稳健性，防范系统性风险，也有助于推动银行业发展转型，切实改变“信贷高速扩张―风险资产累积―再融资―再扩张”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