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球金融危机肆虐之后痛定思痛,各国在“宏观审慎”的理论和实践框架下,纷纷启动了金融监管改革。中国的“宏观审慎”框架应如何搭建?中国未来的金融改革又将如何推进?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如何解读" 央行对货币政策 “工具箱”的具体运用?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吴晓灵不久前接受第一财经和《第一财经日报》联合专访时表示,在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的监管协调中,要保持央行的权威性和信息的充分可获得。目前已有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需从" 法律上予以明确。
在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上,针对目前央行高度“青睐”的逆回购,吴晓灵认为,央行的考量是,央票的操作和逆回购意在稳定预期和培育政策目标利率。至于过严的存贷比考核影响" 银行放贷能力,吴晓灵认为可以把同业资金纳入存贷比考核,能够释放部分放贷能力。
决定中国未来的另一件大事是人民币国际化。吴晓灵认为,中国目前还处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阶段,即跨境人民币结算。如何走向第二阶段资本项下可兑换,她的建议是对外开放之前先做好对内开放,即建设更有深度的国内资本市场。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是继续扩大汇率浮动空间。
明确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第一财经日报: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纷纷恢复了央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全球都在讲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的协调。而中国在这方面似乎没有太多相对应举动,央行和" 银监会也并未出现更加紧密的协调。未来在顶层设计方面,中国是否也需要有一些类似的安排和考虑?
吴晓灵:关于央行是否监管银行这个问题,各国有很多不同的制度设计。危机之前,央行不管金融机构的态势比较明显,出现了独立的监管当局;危机之后,加大央行对金融机构监管的呼声也比较多,现在也确实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但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核心,最核心的问题是央行能否在整个金融体系当中,保持其权威性和信息的充分可获得性。
为什么提到央行的权威性?因为在整个金融体系的运作过程中,最后能够给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只有央行。同时,如果央行没有充分的信息获得权利,那只能盲目放水,也难以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因此,要尊重央行在客观经济规律中的角色。只要做到这两条就可以基本实现宏观审慎的要求,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取决于各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背景和现实的监管状况。
日报:这两条要求在中国达到了吗?
吴晓灵:没有。此前,中国有一个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就是在国务院分管领导的主持下,一行三会及相关的部门经常交换信息,研讨问题。我认为需要从法律层面上将这种协调机制予以明确,明确不同的监管机构,特别是央行,通过怎样的方式,在怎样的时效之内,能够获取怎样的信息。信息共享是提高行政效率和监管有效性的非常重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