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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 target='_blank' >银监会副主席指出，今年上半年货币信贷基本面仍呈现出“宽货币、紧资金、高利率、多不良”的特征。从分布结构看，不良贷款暴露集中于部分行业和地区。分地区看，新增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分行业看，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和' 信用卡是境内新增不良贷款的主要来源。的确如此，今年以来，浙苏鲁粤等地方的' 银行不良贷款数额以及不良率都在持续上升，其中地方法人银行首当其冲，而且似乎还有向全国蔓延的势头，信贷资产质量下降问题严重。所以，一些专家学者呼吁此种现象需引起管理层或决策层的高度警惕。笔者认为，当下，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还是应当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下降现象辩证分析，并作出相应的科学决策。
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呈上升趋势管理层通常在评估银行业贷款质量时，把贷款按风险基础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其中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不良贷款率高，说明银行收回贷款的风险大。
过去几年，银行业激进式放贷带来了利润的高速增长，同时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也持续保持双降。人们曾一度担忧，被高额利润所掩盖的风险会否在某一时间集中爆发。而今年以来银监会相继披露的数据似乎印证了这一担忧。2月13日，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商业银行2013年全年净利润累计约1.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5%。但从环比来看，第四季度净利润较三季度减少721亿元，已连续两个季度环比出现负增长。今年以来，受经济形势影响，银行业贷款质量继续下滑。银监会7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6944亿元，比年初增加1024亿元，连续11个季度上升；不良贷款率为1.08%，比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2013年末，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5921亿元，同比增加992亿元，而今年上半年新增不良贷款已超去年全年32亿元。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目前，已有上海、广东、浙江、山东、广西、贵州、青岛、河南等省市银监局公布了上半年辖区银行业运行数据，除了河南以外，其他地区不良贷款无一例外地“双升”，其中部分地区增幅甚至超过60%。山东、浙江等经济大省仍然是新增不良贷款大户。浙江银监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该局辖内不良贷款余额已经高达1356亿元，虽然6月单月新增余额和不良率，环比5月减少106.5亿元、下降0.17个百分点，但仍比年初增加了156.7亿元、上升0.13个百分点，不良率6月末则达1.96%。除了浙江和山东等地，今年上半年，不良贷款的扩散趋势也非常显著，珠三角地区、福建、山西、河南等省份不良贷款均出现了这种情况。
究其不良贷款率上升或信贷资产质量下降的原因，最重要的这是经济转型期特有的现象。国际经验显示，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呈现周期性波动，并且与宏观经济周期有较强正向相关性。经济上行周期，信贷规模顺周期扩张行为形成“涨潮效应”，泥沙俱下，表面看一片波澜壮阔的场面，但也对日后银行资产质量造成压力；一旦经济进入下行周期，“落潮效应”显现，银行信贷资产价格迅速自高位回落往往成为资产质量下降甚至恶化的导火索，而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是其中典型情形，波及面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
目前，中国经济也正在经历经济下行周期，不过，目前的中国经济下行，并不是像西方国家经历了从繁荣到危机那种“过山车”似的经济周期性调整，而是通过主动引导经济换挡，促使增速适度放缓，同时，加强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以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追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在经济转型时期，银行信贷资产规模和结构都要进行适应性的调整，这个时期，往往信贷资产质量也会相应的下降，这是一种符合经济金融周期规律的正常现象，无需大惊小怪。换言之，这个特殊时期非要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时时达标，处处达标，甚至不断向上，恐怕也不现实。
但如下一些原因造成不良贷款率上升，或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管涌”。
一是金融领域非传统的投融资模式不断增多，交易对手更多元、违规操作更隐蔽，风险特征更复杂。比如金融同业业务，从同业资金的实际用途分析看，有部分资金从同业渠道流向了一些难以获得信贷支持的高风险领域，如投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等。还有的银行把部分本应在表内核算的信贷业务通过同业业务，转到了表外非信贷科目。如银行作为客户代理人，以买入返售形式从客户手中买入抵押品并融出资金，再通过卖出回购将抵押品卖给同业市场融入资金。这种做法实际在扩大了信贷资产总量的同时也埋下了提高不良贷款率的祸根。
二是去年至今，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贷款风险与钢贸、光伏、造船等产能过剩行业贷款轮番登上“舞台”，让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不断承压，致使各季度新增不良贷款余额逐季走高，进而推高了今年的不良贷款率。
三是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不到位以及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一些商业银行将本行规定的严格的信贷程序流于形式，将精力主要用于拉存款和维护存款客户关系上。由于受丰厚利润的驱使，商业银行十分关注贷款的数量，主要通过增加贷款数量来获取收益，对贷款质量把关不严，没有对贷款全过程进行严格的风险监测，这必然会导致不良贷款的增加。还有一些银行分支机构为了做大规模，表现业绩，过度营销，不顾企业的实际需求，给企业人为增大贷款数额或加长贷款期限。如有些企业没有实际的资金需求，银行主动要求企业增加贷款，企业就会把所融到资金挪用到一些高风险领域；有些企业实际经营所需资金周期仅为三个月，但是银行出于种种考虑，将放款期限定为半年乃至一年，企业为覆盖贷款利息，只有冒险投资。最终投资失败，无法偿还贷款，形成不良。
四是“倒贷”不良贷款隐藏术大行其道。也就是在经济增速下行期，企业在贷款即将到期或者偿还贷款利息时，暂时因为流动性问题而无法支付，为此向第三方筹措资金归还银行贷款或利息，并再次向银行申请到贷款。而一旦企业获得商业银行贷款，立即偿还“倒贷”资金本息。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过桥”资金。一般情况下，“倒贷”资金的成本可高达日息2‰，期限一般在几天到2个月不等。不过，由于“倒贷”资金通常通过民间借贷或者非银行类贷款机构完成，企业在这些机构的信用记录无法查询，所以，这种隐藏术容易发生资金链中断的连锁反应，使信用风险在银行和非银行体系之间交叉传染。上述不论哪种原因造成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或都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管涌”，而这个“管涌”一旦扩大，必将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并最终酿成金融危机。
加快转型步伐提高信贷质量
第一，转型时期提高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下降的容忍度。管理层可以适当下调小微贷款、三农贷款达标银行的存准率。改进存贷比管理办法。6月30日银监会决定，自2014年7月1日起，对存贷款计算口径进行调整。其中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所对应的贷款和“三农”专项金融债所对应的涉农贷款等将不计入贷存比(贷款)计算的分子，而银行对企业或个人发行的大额可转让存单不计入贷存比计算的分母(存款)。这项政策决定非常及时。另外笔者建议，对于因调结构形成的不良贷款上升，其考核条件应适度放松等。通过上述差异化的调控和监管措施改革，引导银行业加强和改进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这样做，短期看似乎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有负面影响；但战略上，这是一个支持调结构的有力举措。当然，提高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下降的容忍度，并不等于我们可以对所有原因形成的信贷资产质量下降都会网开一面，这是不可能的，定向激励的同时也伴随着定向约束。那些符合政府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的产业或项目，管理层一定一如既往的鼓励和支持，在这方面形成的信贷资产质量下降也会得到包容性解决；反之，那些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或信贷政策并且还严重违规经营的产业或项目，管理层也一定限制其发展空间，或不允许其发展，在这方面形成的信贷资产质量下降也一定会加强监管，并责令银行限期整改。对此，今年4月上旬，银监会已经下发了《关于做好2014年不良贷款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银行加强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双控”管理，增提拨备，充实资本，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并提出要及时开展压力测试。在笔者看来，这些措施都很好，很切合当下的实情。希望各商业银行严格按规定控制不良贷款。
第二，进一步规范金融同业业务。5月16日，人民银行、银监会、' target='_blank' >证监会、' target='_blank' >保监会、' target='_blank' >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银发［2014］127号)，同时，银监会发布了《规范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治理的通知》(银监办发［2014］140号)，以进一步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经营行为，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引导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更好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这两项制度的执行，短期内会对利润带来很大冲击，但从长期规范发展看还是很有好处的。期望各金融机构能严格按照127号、140号文要求规范自身的同业业务，将更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并以实际行动促进金融业稳定健康发展。
第三，建立健全银行不良贷款内部控制制度。在进行银行信贷管理时，应严格遵循信贷风险事前防范、事中控制和事后补救的程序。同时，还应该力争做到严格执行，责任到人，发现问题应及时解决。还要特别防范关联企业贷款风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第四，要严格控制贷款的集中度。对一个行业或领域，对一家企业的融资绝不宜过于集中，否则就容易出现集中度风险，引发大量不良贷款，对银行产生较大不利影响。银行要设置行业融资限额，防范行业性集中度风险。即使是那些被认为风险较小的行业或领域也要有限额管理，不能把贷款过多投向少数某几个领域。
第五，采取有效措施化解不良贷款。对已经发生的不良贷款，要逐户诊断分析，一户一策制定风险化解方案。要综合采取打包、平移、清收、核销等多种举措来进行处置。今年1月末，' target='_blank' >财政部发布最新版的《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新版的《核销办法》最大的特点是适度放宽了不良贷款的核销标准。眼下，各大银行正在按照新版的《核销办法》进行不良贷款的核销，客观上也为银行化解不良贷款风险创造了条件。
还须倚重信贷资产证券化
信贷资产证券化既是商业银行适应新资本和流动性监管要求的需要，也是提高银行不良贷款的“双控”效果的需要。因此，应使信贷资产证券化逐步成为常规化资产管理工具，将银行的信贷管理能力和市场的风险承担能力充分结合起来，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提高信贷资产质量。
首先，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循序渐进、稳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同时，在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基础上，将有效信贷向经济发展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倾斜，特别是用于“三农”、小微企业、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等建设。
其次，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新融资方式带来了信用体制的创新，打通了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信用中介的间接融资与以股票 、债券为代表的直接融资的通道，是间接融资的直接化，进而构建了金融体系中银行信用与市场信用之间的转化关系。因此，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学会将信贷资产证券化变成常规化资产管理工具，以便优化资产结构，提高信贷资产运作质量。
再次，真正要想将金融机构从事信贷资产证券化付诸实践并常规化，还有待' target='_blank' >央行、银监会、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出台金融机构从事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具体操作规定，并由审批制向核准制乃至注册制转变。
第四，还须关注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存在着的各种风险并注意严加防范。最突出的是可证券化基础资产的质量风险。可证券化的资产必须满足一定条件，否则可能导致证券化一开始就存在风险隐患；还包括与SPV有关的风险。SPV是证券化交易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扮演着重要角色，SPV必须实现基础资产与发起人和与其自身的“破产隔离”，否则，金融机构、SPV以及证券投资者的利益都将得不到保证。另外，还要充分发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作用，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统一产品标准和监管规则，加强证券化业务各环节的审慎监管，不把风险较大的资产纳入试点范围，不搞再证券化，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为此，还要适时推出做市商制度，增加银行间做市商报价机制；尝试跨市场发行，允许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通过交易所或银行柜台市场发行；逐步探索多种交易方式，提高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流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