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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如果增长下滑过快 该刺激的还得刺激顺水鱼财经

核心摘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今日发表讲话称,“刺激政策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我们现在有点负面化了。如果增长下滑得过快,该刺激的还是要刺激。” 他在“《财经》(,)年会2015:预测与战略”上指出,“过去中国经常被批以投资为主、工业为主,更重要的依靠外需的增长”,现在“正在发生一个实质性的改变。” “就业尽管存在着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但总体上看,就业的压力并不是很大,有些地方存在招工难的问题”,刘世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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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target='_blank' >刘世锦今日发表讲话称,“刺激政策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我们现在有点负面化了。如果增长下滑得过快,该刺激的还是要刺激。”

他在“《财经》(博客,微博)年会2015:预测与战略”上指出,“过去中国经常被批以投资为主、工业为主,更重要的依靠外需的增长”,现在“正在发生一个实质性的改变。”

“就业尽管存在着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但总体上看,就业的压力并不是很大,有些地方存在招工难的问题”,刘世锦如是说。

他坦诚,财政金融风险,在不少方面确实是在增大的,“但是,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全局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守住了。

对于刺激政策的问题,他表示,“刺激政策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我们现在有点负面化了。如果增长下滑的过快,该刺激的还是要刺激”。他认为,在目前这个转型期,刺激的目的是为了托底,不要让它下滑的过快,而不是为了提高。

最后,他的讲话落脚于改革:

我听到一种说法,说中国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比如8%,甚至更高,主要是改革没到位。言下之意,改革到位了还可以释放很大的增长潜力,还可以回到高增长的时期,我觉得这是认识上的问题,本身对改革不是非常理解。

应该说有一部分改革是能够带来增长的增量,更重要的是在改善投资的效率。有一些改革,可能短期之内对增长有一些冲击,比如这两年的反腐败,可能减少了一些需求,但那种需求很大程度上是浪费,这种需求没有就没有了,问题是把这部分钱转化为老百姓的需求,才能带动更高效率的增长。

以下是财经杂志整理的刘世锦现场发言稿(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尊敬的各位嘉宾,中午好!我想讲这么一个题目,新常态下要确定增长质量导向。增长质量已经讲了很多年,这个时候增长质量的问题,必须要提出来,而且不抓住不行了。我们现在一直讲发展观的问题,下一步在新常态下,增长质量导向将会成为新的发展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这就涉及到一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讲增长质量,刚才我们还在讨论怎么看目前的经济形势,目前的形势看起来下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可能最后结论都不是太乐观。这主要是从速度的角度看,要看速度的话,目前的速度是最近一段时间最低的。

我想,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从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来看,可能心情就会稍微轻松一点,结论也不太一样。最近一两年的时间,在增长速度回落的同时,结构转型已经取得了转折性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消费前年已经超过投资,去年是有所反复,但是到今年保持了这样一个消费超过投资的态势。去年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我们的出口现在已经由过去20%以上的增长率降到了5%到10%左右。要素投入、劳动力总量,这一两年已经开始下降,等等。

我们过去经常批评的中国以投资为主、工业为主,更重要的依靠外需的增长模式,正在发生一个实质性的改变。

我们看看转型期间的增长质量。就业,就业尽管存在着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但总体上看,就业的压力并不是很大,有些地方存在招工难的问题。企业的效益是有所波动的,今年1到8月份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增长率在10%左右,比去年还略有改善,最近一两个月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财政收入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也还是可以的。财政金融风险,在不少方面确实是在增大的。但是,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全局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我们守住了。

资源环境方面,雾霾天气压力很大,但与此同时,节能减排正在取得重要的进展。

如果我们放在一个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看,其实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的质量,总体上表现还是不错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刚才讲的这些因素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但是没有出不可收拾的大问题,我们守住了底线,而且经济基本上平稳,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要看到它内在的变化。这是第一。

第二,速度问题。大家最关心的今年的速度能够完成多少,明年的速度又是多少。现在我们讲不要以GDP论英雄,领导的观念要转变,全社会的习惯势力也是很强大的。过去是以速度为挂帅的,或者纲举目张,速度高就可以了,其实速度高掩盖了很多问题。过去保持高速增长的时候,好像显得很好。现在速度降下来以后,很多问题暴露出来了。现在谈速度的问题,比如谈到某个数值,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好,就速度本身来讲,是没有结论的。如果没有约束条件的话,速度肯定是越高越好,10%、15%,甚至20%,上去以后,我们会更快的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问题是有约束条件的,是什么样的约束条件呢?最重要的是增长质量。在这里,我提一个观点,我们对速度和质量的关系需要发生转变。怎么转变呢?以质量指标来倒推速度指标。我本人曾经提了六个质量指标:就业可实现、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风险可控制、资源环境可持续。和它相对应的速度就是一个好的速度。

说具体一点,比如速度如果再高一点会出现什么问题?比如加大投资的力度,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已经够大了,再加强杠杆,再去卖点地,再去增加银行贷款,风险肯定是增大的,投资的质量能够保证吗?保证不了。当然速度过低也是有问题的,过低效益就会有滑坡。所以,宏观调控的意义,或者效率,在于能不能把握好这样一个速度和质量要求相适应的更大的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后一两年防控风险的问题,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应该把它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最近两三年时间,在转型完成以前,我本人认为,目前的经济属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过程还没有完成,中高速增长的底还有一个探究的过程。

我过去讲过三个落地:基础设施、出口和房地产。现在房地产开始落了,但还没有落实。对防控风险必须要高度关注,即使其它的指标难看一点,如果不出大的危机,不出大的风险,我们守住了底线,就是很大的成功。

刺激政策的问题要认识,刺激政策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我们现在有点负面化了。如果增长下滑的过快,该刺激的还是要刺激。当然了,刺激的目标是什么?在目前这个转型期,刺激的目的是为了托底,不要让它下滑的过快,而不是为了提高。

最后一个问题是改革,我听到一种说法,说中国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比如8%,甚至更高,主要是改革没到位。言下之意,改革到位了还可以释放很大的增长潜力,还可以回到高增长的时期,我觉得这是认识上的问题,本身对改革不是非常理解。应该说有一部分改革是能够带来增长的增量,更重要的是在改善投资的效率。有一些改革,可能短期之内对增长有一些冲击,比如这两年的反腐败,可能减少了一些需求,但那种需求很大程度上是浪费,这种需求没有就没有了,问题是把这部分钱转化为老百姓的需求,才能带动更高效率的增长。

所以,这里提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判断这个时期的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改革最终是要提高效率的,提高生产率的和促进创新的,这是判断我们改革改的对不对,是不是有效果最重要的(标准)。当然在目前的转型期间,最好是能够找到一些既带来需求增量,同时又提高效率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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