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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夏，美国中西部大旱，灾情直逼曾造成780亿美元损失的80年代大旱。同年5月，坐落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对冲基金Galter的创办人和首席投资官蕾妮·豪格拉德（Renee Haugerud）女士，也度过了令她煎熬的三周。
豪格拉德在该年3月替她掌管的基金下了注，赌的是" 玉米期货价格会上涨。随着灾情的日益显现，她理应感到高兴才对。但5月10日美国农业部的一份报告却预测，玉米将因创纪录的种植面积而获得大丰收。这份报告使得玉米" 期货价格应声而落，全月下滑12%。
依照惯例，美国农业部会按固定日程发布大宗" 农产品(" 000061," 股吧)的信息，包括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农作物和家畜产量，以及" 大宗商品销售活动的信息。5月10日的种植面积报告只是其中之一。
面对农业部的“权威”报告和急剧下跌的玉米期货价格，对冲基金们纷纷平仓止损。但有两个原因使得豪格拉德决定坚守阵地。第一，美国环保局才在同年4月规定，2001年后制造的汽车所使用的汽油含乙醇量，将从10%上升至15%，这增加了对玉米乙醇的需求量；第二，如果美国农民们真的如农业部报告所说的那样种植了创纪录面积的玉米，那他们必然使用了平时不用的贫瘠土地，其新增玉米供应量不会如农业部报告预测的那样多。
豪格拉德的第一个理由其实是业内常识。作为美国粮食和能源总体战略的一部分，用作燃料乙醇的玉米数量逐年上升，到2011年已达总产量的约40%。2011年，美国玉米消费的具体分布为：40%用于燃料乙醇，13%用于出口，36%用于美国的饲养业，剩下的11%用于其它各种用途（见图1。注：这些数据经常被美国农业部调整，调整的数据不仅涉及到最近一两年，甚至四五年前的数据也可能会有高达数亿蒲式耳的大幅度调整）。换言之，美国2011年作为燃料乙醇烧掉的玉米，是其投放国际粮食市场的玉米的3倍有余。“玉米乙醇”成为美国农业名符其实的三峡大坝——国际粮食市场的供需关系是紧是松，靠此阀门调节足矣。
图1. 美国玉米分项消费图（1987-2017）
豪格拉德的第二个判断，则来自于她独特的家庭背景。她成长于明尼苏达州菲尔莫尔县的农场和森林之中，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喂牛。她父亲在当警察的正式工作之外，还兼职当农民。豪格拉德5岁时，有一次她父亲带她坐上了一架单引擎飞机，从空中检查她家的玉米地，同时向她解释一个投资者如何可以通过期货交易所，出售他并不实际拥有的玉米。“我被彻底地迷住了”，豪格拉德回忆说。
长大之后，豪格拉德于1980年从蒙大拿大学获得林业学的学位，并随后成为农业期货交易巨人嘉吉公司的一位交易员。1993年，她跳槽到一家对冲基金做自营交易，并在4年后的1997年开设了自己的对冲基金。
豪格拉德的独特经历，使得她高度重视实地调研。2012年5月底的时候，她飞到了公司设在明尼苏达州南部的研究性农场。当她从地里抓起一把泥土的时候，她对自己在玉米期货上的赌注愈发自信了——干裂的泥土在她手中轻轻一捏就支离破碎，地里的玉米还不到膝盖高，有些远低于6英寸（约15厘米）。豪格拉德派往各地（爱荷华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做实地调研的分析师们也反馈说，农民们都在抱怨太热了——这意味着干旱迫在眉睫。
豪格拉德的公司在3月份以每蒲式耳5.59美元的价格购进的玉米期货，在7月30日涨到了8.1775美元。就在这一天，豪格拉德卖空了她的仓位，获得了5个月46.29%的回报率（见图2）。
二、中粮粮油：“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是对我们的侮辱！”
其实2012年的这次美国农业部预测失误，在历史上并非首次。类似的事件刚好在一年前的2011年同期发生过。该次事件中，依赖美国农业部数据而在期货市场上进行风险管理的中粮粮油有限公司成为受害者之一。
2011年6月30日，美国农业部发表报告，大幅提高对该年春天美国玉米播种面积的预测，同时还大幅提高对美国玉米库存量的预测——农业部的预测比市场估计多出了3.7亿蒲式耳（即940万吨）。由于此前美国出口的玉米在国际玉米市场上的份额长期在60%以上（见图3，注：这一份额在2011年后逐渐下降到三分之一左右），这样的预测变动引发的市场波动可想而知。同日，美国玉米期货价格下跌了创纪录的12%，与6月10日才创造的历史新高每蒲式耳近8美元相比，下跌幅度为19%。
（Other里的主要国家是巴西和乌克兰）
期货价格的暴涨暴跌不但会使期货市场的风险管理功能形同虚设，甚至还能给风险管理者带来巨大的损失。中粮粮油有限公司的首席风险官费忠海先生，在这次价格暴跌后不久的7月6日发出了公开的抨击：“最权威的是要看…我们的政府部门、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完成我们的定期数据公布。…我们的数据来源是…美国的农业部，…美国的农业部实际上是全球产品一个定价的指挥中心。…我们讲美国是一个唯一的超级大国，是拥有世界定价权，就是体现在通过它公布的数据，就可以知道全球的交割。它的公信力是非常重要的。很遗憾的是在过去的两年内，美国农业部公布的农产品的数据，玉米的数据让所有的交易者感到像过山车一样，不知道美国的农业部专家的水平很低，还是美国农业部调查的网络能力有限。…美国农业部玉米数据的公布，对于我们从事玉米基本数据研究的研究员是一种侮辱。…为什么在短短的十几天，或者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公布的数据差距是如此大…？这样的数据太不可思议了，对我们的企业来说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
美国农业部则回应说，他们只是根据统计数据尽力而为，并非有意操纵数据。《中国日报》还援引了一位名叫理查德· 菲尔特斯（Richard Feltes）的美国分析师的回答：“我也不喜欢美国玉米库存季度数据的大幅变动，但面对来自国外的侮辱，我会站在农业部世界农业供需估计（World Agricultural Supply and Demand Estimates， 简称WASDE）和国家农业统计服务（National Agricultural Statistic Service，简称NASS）这些‘家乡队’一边。”
耐人寻味的是，自2008年的粮食危机以来，G20国家常以“提高粮食商品市场透明度、降低粮食价格变动性”为理由，要求建立一个包括中国数据在内的全球谷物数据库，将各国的谷物生产、消费、和储备每月公布。一位" 法国市场分析师对此评论说：“中国非" 常清楚，当他们的库存量被每月公布时，他们会被人用放大镜仔细审视，这会使得市场的反应更为剧烈。…就现在而言，中国人从公布库存量中失去的，将远超他们从中得到的。”
三、美国农业部统计数据的搜集与发布
截止至2011年，世界金融市场在玉米期货上的投资为156亿美元，在" 大豆期货上的投资为135亿美元，在" 小麦期货上的投资约为100亿美元。由于管理期货基金和对冲基金大量涌入农产品期货市场，该市场无论就总量还是波动性而言，都较以前有了大幅增加。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玉米、 " 棉花、大豆、和小麦出口国，其国内农作物数据对世界市场有显著影响。美国农业部报告作为农产品定价体系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也就越发突出了。根据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阿林顿分校的经济学教授Olga Isengildin-Massa及其合作者的一篇学术文章，在美国农业部农作物产量报告发布的当天，玉米和大豆期货的价格变动性会是平常的7倍。
美国农业部每月发布的农作物产量和世界供需报告，主要通过其下属的国家农业统计服务（National Agricultural Statistic Service，简称NASS）完成公布。该部门有1050名雇员，年度预算约为1亿5千6百80万美元，每年产出约500份报告。NASS进行预测的困难之处，在于每个种植季节的农作物多寡会随天气变化而变化。同时，在一个种植季节的开始阶段，对农作物产量的预测往往是根据过去20年的趋势，而非实地调研的结果。
以2011年6月30日遭到中粮粮油抨击的报告为例，美国农业部为该报告调研了1万1千个田块，并同超过7万名的农民进行了沟通。考虑到美国的农业种植者人数超过两百万，调研的样本数实际上很小。报告在发表的同时，也警告说主要农作物的种植面积误差在1%至6%之间。农业部还向农民和商人们调研了农作物库存量，以试图弄清农场和商业的粮仓里到底有多少粮食。从历史记录看，自从1863年美国农业部首次发布农作物产量报告以来，对它的批评意见就一直没有断过。
美国农业部“出产”报告的流程，可以用两幅图来展示。图4显示了“短期预测报告”的生产流程：“原料”有国内外数据（Data）和信息（Information），其中信息又分为实地调研（Attaché reports）、新闻报道（Wire service stories）、卫星图片（Satellite imagery）、和外国政府报告（Foreign government reports）四类。这些“原料”进入生产车间——美国农业部跨部门大宗商品预测委员会（USDA interagency commodity estimates committee），经过专家的生产后，成品以“大宗商品预测”（Commodity forecasts）的形式，通过三个渠道进行分销：世界农业供需估计（WASDE）、新闻信（News letters）、及传阅文件（Circulars）。生产过程还会产生一些副产品，如农业收入（Farm income）、粮食价格（Food prices）、贸易（Trade）等等。作为智库进行“生产”的最终目的，这些产品为短期和长期的决策（Policy decisions）提供依据和建议。
图4. 短期预测的生产流程
图5则显示了美国农业部各部门间的分工合作。预测部门（Forecasting）负责短期的年度预测、长期的基准线、以及分析的体系。专项研究部门（Special studies）负责起草仅供农业部内部决策者使用的分析报告，以及向国会提交的报告。研究部门（Research）则处理来自前面两个部门的问题，并将研究结果反馈给它们。用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来形容：预测部门（Forecasting）是一线作战部队，专项研究部门（Special studies）是决策者身边的小型智囊，研究部门（Research）则是整个部队的参谋部和后勤部。
图5. 美国农业部预测与研究计划的互相渗透
在生产流程之外，NASS的“生产工艺”更有研究价值。由于其技术性，我们留待以后有需要时再作介绍。
四、总结及研究资源
1. 总结
本文通过公开的新闻报道，对“农产品期货定价权”这一抽象概念进行了具体描述：美国以首屈一指的农业生产大国的身份，控制了农产品生产的源头，并通过农业部报告这个支点，以“供需关系”为杠杆，撬动了世界农产品期货市场，从而实现了大宗农产品的“定价权”。美国在大宗农产品上这种“我生产、我控制”的战略，其根基可说是非常稳固；任何想要通过金融市场上的“搏杀”，来夺取美国根植于生产和储存的“定价权”的企图，都是非常危险的想法。
美国农业部报告失真，其影响对市场参与者是一视同仁的。有准备的人从中获利，无准备的人则遭受损失。身居美国、出身农家的蕾妮·豪格拉德能够识破失农业部报告的误导，一方面在于其对农业生产特性的了解，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其身为美国人、身在美国，能够在农业生产核心地带设立自己的研究性农场，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研。这些条件是中粮粮油所无法复制的。中粮粮油的损失，与其指责具体的某位负责人，不如指责中国在国家层面上缺少对全球战略性资源，它们的生产、储存、运输、以及定价的研究。毕竟，“定价权”只是一个定价体系的外在表现。美国农业部报告搅动市场，也只是定价体系的一个环节。土地、灌溉、种子、化肥、储存、运输、乃至农业金融等等，都是定价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何避免或至少减少农产品期货市场波动对中国可能造成的损失，从治标到治本，自有庙堂之上的肉食者谋之，笔者就不在此赘言了。
2. 研究资源
对现存农产品定价体系的入门介绍，可参见美国国会附属智库，国会研究服务部，为国会议员们写的科普报告：《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入门简介》（Price Determination in Agricultural Commodity Market： A Primer） （Schnepf， 2006）。
针对美国农业部报告的“纠偏机制”，可参见OlgaIsengildina-Massa及其合作者的一篇学术文献：《美国农业部预测何时出错？》（When Do the USDA Forecasters Make Mistakes？） （Isengildina-Massa， Karali， Irwin， When do the USDA forecasters make mistakes？， 2013）。Isengildian-Massa教授的全部文章可在AgEconSearch上找到。
要了解主要的跨国种子和化肥公司的运作、战略、及定价，一个入手点是国会研究服务部2001年做的调研：《农业网站列表》（Agriculture： A List of Websites） （Canada，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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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彭博社2012年6月27日报道 （Bjerga，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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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内容根据《中国日报》美国版2011年7月9日报道 （Niu Nelson， 2011）编译。
费忠海先生，国研斯坦福高级工商管理硕士，现任中粮粮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风险官、中谷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资料
见和讯网2011年7月6日报道 （李昭琛， 2011）。
见路透社2011年6月28日报道 （Trompiz，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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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本文作者CHS为理科博士，科技从业者，专长为计算机技术，有多年海外生活经历，对国外社会有独特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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