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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早期的北大王选和科大讯飞等少数案例，“学院派”创业在中国几乎消声灭迹，远滞后于“草根派”创业。这是李泽湘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改变的现状。
信中还列出了南科大当时存在的其它问题，很不客气地称“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绝不是高教改革的核心，“高校去行政化”不能沦为哗众取宠的口号…… 三位公开信作者，同为当时的南科大教授、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李晓原和励建书。 在声明中他们宣布：与南科大创校校长朱清时分道扬镳，抱憾退出南科大。 一石激起千层浪。 《南方都市报》和《华西都市报》等国内颇有影响力的纸媒，都在重要版面报道了“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改革之路遇挫”。 网上更有人用“生死存亡”来形容那一刻的南科大。 然而最初，李泽湘是自告奋勇加入南科大的。 2009年9月，刚卸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一职半年的朱清时，被深圳市政府正式聘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同年，李泽湘，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系教授，发现自己和学生共同创立的一家公司开始盈利。 这家公司成立于2006年，叫做“大疆”，他的学生叫汪滔。 据说，南科大开始正式筹备的消息传到香港后，李泽湘很快致电朱清时，表明为了创办一所理想的中国大学，自己愿意到深圳做义工，并将“竭力促成南科大与香港科技大的合作”。 李泽湘多年来关注中国高教。 成立“大疆”，也是他对现有教育制度的一种反思与“反叛”—— 怎样才算真正的AI人才？理论好的？或是能实干创业的？ 朱清时也可谓教育理想主义者，欲通过筹备南科大来解决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无法培养杰出人才？” 当时他给南科大的定位是：国际性研究型大学。 两位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抱着同样热情的人一拍即合。 但是，这段蜜月期并不长久。 李泽湘和前来协助的港科大团队，把香港科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学校研究了一遍，希望先建立起一套包括教师薪酬体系在内的管理机制和一个核心学术团队，制度建好后再招生。 而朱清时凭着自己在国内、特别是中科大“少年班”的经验，认为根据国情，抢到当年的好生源才是最重要的。时不待我，于是边招生、边建校。这造成了第一学期的课表，是在临上课前才最终敲定的。 双方就此产生严重的分歧。 “我跟朱校长有过一对一的面谈，也以小组形式讨论过……还是不行。”李泽湘抱憾。 磨合一年后，李泽湘和其他两位一起来的港科大教授，将学校的情况“向市政府和市委书记作了5小时的面谈”。 “他们那次向上汇报，是我办南科大遇到的一次沉重打击。”朱清时曾对媒体坦陈。 最终，各种矛盾于2011年夏爆发，李泽湘发表公开信，离开了南科大。 他原先以为，在这里，自己可以实现多年教育改革的梦想。 也有一种说法，李泽湘是被朱清时“开除”的。 朱清时曾对媒体提到：“港科大的三位教授最终没能和深圳市在报酬上达成一致。” 来自斯坦福的启示 1984年9月24日，64岁的台湾作家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做了一场演讲，题目叫《丑陋的中国人》。次年8月，他把这篇演讲稿与其它文章结集，编成《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出版。 书中，柏杨对中国人“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更恐惧独立思考”等一系列“劣根性”做出了一针见血的批判。在港台及海外华人圈引发热议。 彼时，李泽湘正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攻读电机工程与计算机。 《丑陋的中国人》内地版于1986年夏天出版，月征订总数就达280万册。而同期最流行的琼瑶小说，初版征订一般最多只有10来万册。 该书当年的内地版责编陈曙明，在2017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回忆：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充满激情，真正有一股自下而上的力量在推动社会前进。反思是那个年代一个很流行的词，所有价值都要经历一个重建的过程。” 就在该书畅销内地前不久，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我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一时间，教育改革和振兴成为社会热议话题。 当年，也恰逢恢复高考后的首批留学生陆续回国，“海归”开始更多地参与中国的发展建设。 还在美国读博士的李泽湘也回了国。 他心系中国工程教育改革，在调研了北工大等学校后，做出一份“改革建议书”，递交给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国教育部前身）。 虽然这份似乎已看到多年后AI时代大潮的“建议书”最终没能落地，但李泽湘受到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刘忠德的接见。这让他深受鼓舞。 李泽湘自己就可谓“教育改变命运”的最好例子。 恢复高考第二年，他从湖南农村考入中南矿冶大学。1979年，为答谢中方热情招待，美国铝业公司愿为中方培养2名本科生。李泽湘凭借教师家庭背景幸运入选，前往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就读。毕业后，他又考取加州伯克利分校攻读硕博学位。 在美期间，李泽湘体会到了欧美工程师教育体系的优越性。 1951年，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决定在校园里创办斯坦福科技园，鼓励本校师生创业，同时吸引社会公司进园，创立新公司。 正是这个决定，让斯坦福科技园成为硅谷的早期雏形，特曼被视为“硅谷之父”。 硅谷也因区内众多大学的雄厚科研力量，孕育出了谷歌、惠普、苹果等影响世界的公司。 “研究-应用-产业化”的创业生态，从此成为斯坦福大学的传统。 如今活跃在中国资本市场的一批创业新秀，都可被视为“斯坦福系”——小红书创始人毛文超、造作创始人舒为、牛电科技CEO李彦、柔宇科技创始人刘自鸿等。 硅谷与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之间，以及市场创新与科研成果之间的良性互动，让当年的李泽湘希望“回国办一所大学”，推广“产学研体系”。 从大疆开始 1992年的小平南巡讲话，给了许多人一颗定心丸。 之后，做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深圳，吸引来了李嘉诚投资25亿建设盐田港。 同年，李泽湘辞去纽约大学教职，选择了“与内地毗邻”的香港，加入香港科技大学。 1994年，盐田港开通同年，王石开始打造深圳市郊的华强北商圈。仅仅用了三年，王石就把华强北打造成为全国最大的电子商品集散地。 与此同时，曾在旧金山州立大学担任校长的吴佳伟，在担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时提出了“深港（深圳-香港）湾区”的理念。 一直致力于“把科研成果市场化”的李泽湘，也早早看到了深圳制造业产业链优势与香港教学科研优势联合的可能。经过几年的积累和摸索，他于1999年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几固高科技有限公司。 二十年后，中央在2019年2月18日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号召建设世界级城市区，或可做为李泽湘这一远见的旁证。 “如果在深圳创业，创业者从提出设想到产品面世的速度比硅谷要快5—10倍，需要什么零部件，晚上和师傅说一下，第二天就能拿到货，而成本则是硅谷的1/5或更少。” 看到了深港湾区潜力的李泽湘，不但自己创业，也鼓励学生创业。 2006年，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他的学生汪滔在舅舅家杂志社不足20平米的仓库里，创立了无人机公司“大疆”。 当时，师生二人应该都没有预料到，13年后，大疆不仅从0到1创造出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还将会主导这个全球超千亿市场。 但在创业初期，大疆的发展可谓非常艰难。 最致命的两个问题是资金和人手。 因为资金有限，许多高科技人才在参观办公地点后，就不愿来了。加之当时飞控市场还没有打开，许多人都不太看好。 好不容易在深圳招来工程技术人员，不久团队里又出现了有人企图盗窃核心技术、出去创办小“大疆”的丑闻。 大疆一度有夭折的危险。 李泽湘不但为汪滔找资助，还协助他重新组建团队、推荐自己的优秀学生加入。公司由此慢慢走上正轨。 “早期找的一些投资者，有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的，都是我很好的朋友。而公司具体运作，一直是他们自己来管，有问题找我，我会给建议。”李泽湘这样解释自己在大疆的角色。 2015年，大疆曾经独霸的消费级无人机市场，闯入了许多后来者。 后来者们来势汹汹，包括总部设在美国加州伯克利的3D Robotics公司、法国无人机厂商Parrot以及中国本土众多创业公司。 李泽湘给汪滔两个建议：一是在占据外贸市场之外，向内需转型；二是在消费级市场之外，开拓农用领域。 2018年，大疆的全球市场份额超过70%。 《2018年胡润80后富豪榜》上，汪滔身价已达到450亿人民币。白手起家的他也一度被媒体称为“中国最会赚钱的年轻人”。 “大疆不是第一个做飞控的，关键是，当时这几个年轻人能不被传统的山寨思维左右，自己去定义这个产品，做到极致，所以，他们走出来了。”这是老师李泽湘的总结。 在大疆成功后，李泽湘开始更深一步思考：如何把单个成功案例系统化、规模化，培养出一批“大疆式”新企业。 打造中国新硅谷 除了早期的北大王选和科大讯飞等少数案例，“学院派”创业在中国几乎消声灭迹，远滞后于“草根派”创业。 这是李泽湘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改变的现状。 抱憾离开南科大后，他在2014年再度出击。 李泽湘联合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甘洁、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院长高秉强与东莞政府，一同建立了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 这是一个产学研结合的新型研发机构，除了高效孵化高科技项目、帮助创业项目走向市场，还与各地大学合作、打造中国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在这里，传说中的李泽湘“学生创业军团”继续扩大。 其中，石金博博士所创立的李群自动化公司和被称为“水上特斯拉”的逸动科技，都成为投资人看好的独角兽公司。 到2018年下半年，基地已成功孵化27家创业公司，总产值超过19亿元。 “从学校的角度讲，你要对产业有影响，不能只是发表文章……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把你的科研和教育变成一个一个的创业团队，去弥补整个中国制造业里面的空白。” 让“创意”变成“创业”，从“产业布局”倒推“人才培养”，打通“科研成果”到“商业产品”之间的路径，是李泽湘一直强调的。 他甚至还打算，在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建立从幼儿园到中学的一条龙基础教育设施。 资料显示，李泽湘拥有大疆10%左右的股份。按照大疆现在的估值，他已身家过亿。 但周围人还是习惯称他“李老师”，他也仍把自己定位为一位教育者。 “当老师的嘛”——在香港待了27年、但仍略带湖南口音的李泽湘喜欢这样自称。 去年9月，他发表了一篇名为《粤港机器人学院——新工科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探索》的文章，总约1.7万字，可视作他长期以来对中国教育、尤其是工科教育改革理念的思考与总结。 有的人总想自己干一番大事业，而真正的高手却愿意成为成就他人的人。在成就他人的“利他”过程中，也最终顺势成就了最好的自己。 从AI技术等工程人才培养体制改革，到看好粤港澳大湾区，这位成就大疆的教授一直领先这个时代至少20年。 而从香港到深圳再到东莞，从港科大到南科大再到松山湖，这一次，大疆教父的教育梦会否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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