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映的《红高粱》票房仅18万，为什么我们要怀念它？顺水鱼财经

时隔30年，" 张艺谋处女作《红高粱》又上映了。

经典的老电影经过修复重映，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从2017年《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拿下1.7亿票房后，越来越多的人打起了重映这门生意经。

不过此次西影厂修复《红高粱》2K" 高清版本花费了上百万，却只在全国艺联院线“限量发行”，首日排片仅1750场，票房仅18万，要回本盈利的话，颇有难度。

有多少人知道30年前《红高粱》上映取得过的辉煌，在那个票价只有几毛钱的时代，它轰下了差不多4000万的票房（网友口述史，非官方记载，据拷贝数与媒体报道推测）。

那是空前开放的80年代，这部神奇的作品冲破计划经济体制而生，呼应了那个年代渴望精神娱乐的人们的心声，当时片中插曲，姜文男性荷尔蒙的呐喊，《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在大街小巷的传唱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抖音神曲。

据推算，当时每部电影的平均观影人次为两亿，《红高粱》的火热程度搁现在，票房肯定超《我不是药神》了。

缔造这部时代作品的张艺谋曾说，有两件改变他命运的事，一个是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一个是拍了《红高粱》。在计划经济时代，他是如何创造这样一部改变命运的现象级影片的？

800元买下版权，80万拍完赚了400万

西影厂在80年代，迎来了市场经济前最后的繁荣。1983年，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 吴天明，出任西影厂厂长。他独具慧眼提出“中国西部片”拍摄方针，斩获多个国外大奖，也正是他大胆物色了一批优秀导演，这其中包括张艺谋。

拍摄《老井》时，作为摄影师的张艺谋因为棱角分明的脸，被吴天明临时拉来饰演男主角旺泉。张艺谋为该角色每天挑十几担水，背两百斤左右的石板，当时剧组的人都说，张艺谋凭该角色夺得东京电影节影帝，是拿命换来的。

所以，当如此韧劲的张艺谋给吴天明递来一本小说，说想拍成一部电影时，吴天明当即决定破格提拔张艺谋，从摄影师转行为导演。

这本小说就是莫言的《红高粱》，1986年3月刊登在了《人民文学》杂志上，一下击中了张艺谋的心灵。随后不久他就坐车到了莫言家，按照当时的版税规定，掏了800元买下了小说的电影改编权。

虽然有了吴天明的破格提拔，但张艺谋连剧本都没有，按照当时厂规还拿不到一分钱开拍电影。他又笃定要一片高粱地作场景，于是吴天明找了几位车间主任，凑了4万块钱给张艺谋种高粱。最后这片高粱地在摄影师顾长卫的运镜之下，展现了男女主的“野合”戏，成为" 中国电影史上罕见的“景人合一”经典镜头。

任性开拍的《红高粱》最终花费了超80万成本，而中影却只开出70万的收购价。在1993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全国16家电影制片厂生产的影片都由中影公司统购包销、独家垄断发行。无论制片厂影片的制作成本是多少，中影收购价都保持在70-120万之间。

70万收购价显然是要亏钱的，吴天明和中影进行了谈判，试图以分账形式获取票房分成。《红高粱》就这样，成了中国“分账发行”电影的鼻祖。吴天明也没想到这一赌注式行为竟然成功了，《红高粱》全国发行200多个拷贝，4000多万的票房，让西影厂获得400多万分成。

80年代，一元钱差不多是一天的生活费，一月工资几十元到一百多不等，这样的票房收入，可谓天文数字。

首个金熊奖话题引爆票房

1988年，《红高粱》出征柏林电影节与张艺谋出演《老井》的状况相似，临危受命的张艺谋总能抓住机会。" 陈凯歌《" 孩子王》原本代表中国参赛第38届柏林电影节，临时撤片改进戛纳电影节，《红高粱》“救急”替补进入柏林电影节。

初出茅庐的张艺谋这一去，就拿了最佳影片金熊奖，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首位斩获A类国际电影节大奖的导演。一时间，张艺谋拿奖消息就像女排夺冠一样令国人兴奋。或许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柏林电影节，但张艺谋为国争光的事却家喻户晓。

在这样的舆论中，张艺谋曾自信满满地表示，《红高粱》具有传奇色彩，故事是很多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事，而且画面美、节奏快、有声有色，符合年轻人审美，上映后票房一定很可观。“预言帝”张艺谋说准了，《红高粱》不仅未映先热，上映时还轰动一时。

据网友回忆当时片中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传唱度非常高，" 周围人几乎都会唱。一个县城的影院，票价2毛，但需要排队两小时才能买到《红高粱》的电影票。甚至因为票房火爆，供不应求，有些经济发达地区的票价从1元涨到10元。

娱乐资本论找到了《电影评介》1988年对影片的报道，当时发行电影，一个省份最多一两个拷贝（轮流在不同地区的影院放映），而经济落后的宁夏却破天荒订购了3个拷贝。影片在31万人口的省会银川市上映9天，观众达235,572人次，如果不算重复观影，超过三分之二的银川人都看了《红高粱》。

《红高粱》打破了“电影节获奖影片，国内必不卖座”的定论，在此之前的几年，在国际奖项上屡有斩获的《黄土地》只卖出了30个拷贝，《孩子王》6个拷贝，《盗马贼》7个拷贝等等。而《红高粱》最终在全国卖出了200多个拷贝。

《红高粱》之所以能成为当时获奖片的例外，不仅是因为它拿了最具权威性的欧洲三大电影节大奖所制造的国民自豪感，还因为它在内容上冲破了原有的禁忌，与三十年后的《我不是药神》情况竟是如此类似。

鲁迅研究者、作家王得后形容这种现象说，中国人不大肯改革，一间黑屋子要开个窗户是不容易得到通过的，只要有人说要掀掉屋项，这才大家战战兢兢议论一通，同意开窗户了。

“《红高粱》现象”的现实意义

据王得后回忆，《红高粱》当时在一所培训高级干部的学校里放映，结果70%以上的人群起而攻之，纷纷找到监管文化的部门质问：“怎么拍这样的片子？”

王得后说，当时抨击《红高粱》的大多为年纪大一点的人，比如五六十岁左右的教授。他们认为《红高粱》迎合了某些观众低级趣味，比如影片中剥人皮、往酒缸里撒尿、男女在高粱地“野合”等低俗场景。

吴天明后来也回忆说，一个南京的老同志，写信给西影和中央，要求禁演这个电影，称《红高粱》是反动电影，是诋毁祖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甚至还有拍摄地的高密县农民上访抗议电影里“剥皮”情节丑化了中国" 老百姓。

当时的北京《中国电影报》成为批判大本营，不断有文章批评《红高粱》丑化中国人，媚俗外国人。

就像今天《我不是药神》的“天价药”话题触动了某些群体的敏感神经，一度传闻会被禁映，但年轻观影人群支持度不减反增。三十年前的情况也是如此，支持电影、推动变革的先锋总是年轻人。王得后说，当时喜欢《红高粱》的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到邮局去寄信，还听到上着班的小伙子吼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以及认识的毕业硕士生也很喜欢。”

最终，天平偏向了年轻人一边。官方代表国家电影局并没有追究此事，1988年济南军区《前卫报》一篇声援《红高粱》文章提到，如果说《红高粱》表现了中国人的愚昧、落后与野性，有失自尊。那么，鲁迅的《阿Q正传》该不该算毒草呢？学者" 李泽厚曾在上海《" 文汇报》上说，这一切现象像是回到了五四时代。

也是在这一年，还未回归的香港出台《1988年电影检查条例》，对电影暴力、色情、种族及宗族歧视等不良内容实行三级分级制管理；中国第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唐朝问世，开启摇滚乐盛世；一度被贴上“下流低俗”标签的人体艺术名正言顺地登台亮相，首届《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排队看展的人排到了两站地外。

《影》上映前，张艺谋在与许知远的对话中，回应了这样一个空前开放的80年代。张艺谋说，当时刚改革开放不久，人人渴望了解世界，各种展览的热闹程度，就像现在挤地铁一样，开玩笑地举例说，“那时候谈恋爱，你就拿一本弗洛伊德，你就谈成了。”

1988年《电影评介》杂志《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文章总结，《红高粱》的成功在于它回应了时代主题。从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十一年来的社会生活变化急剧，思想落差甚大，这样一个空前伟大的时代，理应成为电影创作的主要内容。

30年前回应时代主题的《红高粱》，在物质文化极度匮乏的年代，依然极大地满足了大众的娱乐需求。30年后的今天，文化娱乐消费远超当时，作为填补档期或是公益性质重映的《红高粱》，显然不可能复制当年的辉煌，它是80年代的历史产物，但它与《我不是药神》一起提醒我们：回应时代主题的电影，从不会被大众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