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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动荡的局面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联储政策制定者明里暗里较劲，美国股市经历过山车行情后以大跌收场。现在，投资者似乎认为美联储在新的一年里不会有进一步的加息行动。至少，从联邦基金期货市场的定价来看是如此。
这有可能是针对市场对2018年下半年加息的过度反应而出现的矫枉过正现象。对于去年下半年的紧缩政策，特朗普顾问斯蒂芬·摩尔在与阿尔弗雷多·奥尔蒂斯合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将其称之为“灾难性的”举动。摩尔和奥尔蒂斯呼吁美联储停止紧缩，指责该央行制造了一个通缩周期。期货市场则没有这么悲观，尽管一些分析师认为，如果经济继续失去动力、并且熊市情绪主导股市，那么美联储确实有可能在2019年降息。
随着2019年的到来，显而易见的是，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两次的美联储与市场预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不过，这的确很难避免，毕竟依靠数据的美联储更看重过去，而市场则倾向于向前看，这两者的差距似乎在扩大。
事实上，美联储以数据为驱动的政策模式也不明显。相反，它似乎是不愿意推翻去年年初对经济状况形成的、如今已经滞后的乐观看法。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去年12月的年内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明，贸易紧张局势、政府关停、地缘政治风险等其他一系列困扰投资者的问题并未出现在该央行的宏观经济模型中。也因此，美联储继续固执地进行加息。
而且，尽管有失业率处于低位，但美联储的数据或模型中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通胀复苏。
其他央行似乎也出现了政策与数据脱轨的现象。在12月份，欧洲央行仍按计划终止购买政府债券，尽管欧元区两大经济体德国和意大利在第三季度出现了负增长，而且市场整体都在调降对2019年欧元区的经济预期。
同样，结束资产的购买只是原先的计划，但央行政策制定者似乎认为前瞻性指导必须是具体的、确凿的，尽管他们争辩称，能够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根据数据对政策进行更改。
英国央行正在等待再次加息的机会。然而，警惕信号已经亮起，英国有可能出现硬脱欧的情况，这将对英国经济造成不可预见的扰乱和后果。
可以说，随着美联储加息加了一年多，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都开始感受到收紧货币政策的压力。
与此相反的是，根据年底日本央行发布的12月末会议纪要，该央行对最终实现2%的通胀目标变得不那么乐观了。油价下跌促使日本央行变得更加鸽派，因为价格似乎正朝着持平或甚至消极的趋势移动。
2019年初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全球主要央行行长是否能认识到，他们对经济转向的反应不够迅速。要知道，他们曾对2008年危机爆发前的危险迹象毫无觉察。
当时，以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为首的央行官员们在危机爆发后迅速采取了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局面。然而，像量化宽松这样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迄今仍存在争议，其长期后果不得而知。
对当前经济趋势转变的处理不当暴露了鲍威尔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不足之处。对于市场来说，其12月的新闻发布会是相当灾难性的一次。除了将自身的意见与政策制定者设计的宏观经济模型完全绑定在一起之外，鲍威尔还表示美联储的行动将依赖于数据，称量化紧缩目前处于“自动驾驶”的状态。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优势之一是，地区联储主席由各自的董事会选举产生，而非由华盛顿任命。每个联储都有自己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他们经常是杰出的经济学者。
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些地区联储官员仍然屈从于华盛顿的美联储理事会。他们不愿意去挑战像格林斯潘、伯南克或耶伦这些声名鹊起的经济学家，虽然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情况可能会更好。
这些地区联储主席的每一个都负责好几个州，他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与当地的商人和政治家进行沟通，以此来掌握经济的真实状况，这正是美联储在华盛顿的理事会所缺乏的。在这12名地区联储主席中，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卡什卡利和圣路易斯的布拉德一直公开呼吁美联储停止收紧货币政策。卡什卡利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工资推动了通胀复苏，通胀目标仍未能实现；布拉德则认为，现在是时候转变看待经济与货币政策关联的模型。
不幸的是，美联储的轮值票委体系——这个体系正是为了让华盛顿的理事会主导货币政策的制定——意味着他们经常没有投票权，尽管他们会参加每次会议的讨论。布拉德在2019年将获得投票权，卡什卡利则必须等到明年。费城联储主席哈克在12月会议之前就对加息表示怀疑，但他也要到明年才有投票权。
不过，即便只是来自非票委成员的异议，在美联储这种以共识为驱动的机构中，其影响力也可能十分巨大。也许鸽派的声音确实可以缓和FOMC会议上央行官员们下意识的鹰派态度。
无论美联储的决定是什么，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全球其他主要央行都将不得不跟随其脚步，遵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这一模式。毕竟，美元在世界商业和金融中过于重要，它们无法与美联储的政策出现太长时间或太大差距的分歧。如果美联储的暂停加息期延长，这些央行将有更多的时间为本国经济体维持宽松政策。
（文章来源：Inves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