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教练拒交奖金，而是有人眼红违法“打劫”顺水鱼财经

又是一桩体坛丑闻，不是为了提高成绩违规偷食“兴奋剂”，而是为了国际赛事所获的奖金分配。2005年，被中国残奥管理中心聘为教练的汪成荣，所带的两名运动员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获得3金1银的好成绩。中残联于2011年10月奖励他149.91万元。得知消息的汪成荣所在单位青海省体育工作一大队（以下简称青海体工一大队）要求汪将奖金上交由组织重新分配，汪成荣不同意。于是，青海体工一大队在2011年12月28日给予汪成荣停职处理，大队长杨海宁还称，“他不肯交钱的话，我们还有其他手段。”（3月1日《新京报》）

在国际体育赛事上获得大奖，无论对于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和教练员，还是他们所在地区部门（单位）都是一件值得引以自豪并为之庆贺的事情。现在双方却为奖金分配闹得不可开交，真是应了那句“没钱什么都好，谈钱便成小人”的坊间流传俗语，对涉事双方都是一把双刃剑汪成荣现已被停职，还被直指“人品有问题”；在媒体的舆论监督下，青海相关体育部门也因此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质疑声不断。

对于体育比赛奖金归属和分配问题，产生矛盾这次汪成荣教练与所在单位及青海体工一大队并非孤例，此前，女子长跑运动员孙英杰与教练王德显就有过薪金风波，最后在官方的介入下圆满化解。巧合的是孙英杰和汪成荣是夫妻，有网友便拿此来说事，试图论证汪成荣独吞奖金不应该，进而论证汪的不厚道。笔者看来，这完全是一个“扣帽子”的惯性道德思维，此事件并非彼事件，而要促成事件化解，唯有在现行' 法律框架下依法依规处理，通过解决个案来有效化解此类事件，从而一揽子解决我国运动员教练员权益保护不力的现状，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科学发展，实现国人体育强国的梦想。

如此高额奖金到底是奖给教练员本人还是所在集体，这是矛盾焦点，厘清起来并不困难，最有权威裁定的当属颁发奖金主体的中残联。不说事关金牌教练员的名人身份，现也已成为一件公共事件，中残联理应给公众一个明确的说法，推动事情快速地解决；再从维护残疾人权益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的角度来看，其政府公共职能部门的性质也决定了其必须作出一个回应交代。其实，退一步讲，中残联是否就此作出说明，从这笔奖金颁发的程序来看公众已经应该可以清晰判断奖金归宿了。这笔奖金原本就是奖给教练员本人的，这从中残联的公文函件可以看出；中残联对于奖金发放，也自有一套成熟的发放机制，“发给谁如何发发多少”都有明确制度规定。将本应发给运动团体的奖金打到教练员私人账户，有违国家' 法律法规，中残联不可能这么做，这也说明奖金本来就是发给教练员个人的。

我国《体育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在体育事业中做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对于运动员教练员非商业性比赛的奖励问题，国家有关部委早在1996年就制定了《运动员教练员奖励实施办法》。该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体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可以将相当于每年度实际支付给运动员教练员奖金总额的10%的经费，用于奖励为运动队创造优异成绩做出较大贡献的有功人员。该条款是对运动员教练员以外的有功人员的奖励问题做出的明确规定，从中可以看出对有功人员的奖励经费并非来自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奖金，而是相关部门的体育行政事业性经费，也就是全额财政资金。对此，青海省为贯彻国家文件精神专门制定的《青海省运动员教练员奖励实施办法》第十八条“上述奖励办法所需经费由省体委行政事业费中支出”也同样印证。很显然，青海体工一大队的奖金重新分配一说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

由此观之，这笔高达149.91万元的巨额奖金就是国家为表彰汪成荣教练为世界残联体育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奖励给其本人的。对此，青海体工一大队不是不清楚，而是患了“红眼病”，置法律和行政伦理于不顾，想就此“分一杯羹”“打劫一把”而已，否则也不会仅仅通过组织谈话停止职务等行政方式解决问题。如果奖金不属于汪成荣教练本人，那他就是鲸吞单位巨款，应该报案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种方式到底是教育挽救干部，还是包庇窝藏罪犯，抑或另有所图？明眼的公众当然知晓。不知像汪成荣这样的金牌教练，对于青海体工一大队是仅有一人还是比比皆是，以及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能否引进和留住人才？没有蛋糕何来分蛋糕，不要老是盯住别人口袋里的钱“眼红”，而应着力改善管理机制体制，营造好的用人环境，在争金夺银上下功夫，毕竟奖牌越多奖金才会越丰，这才是最好的奖金分配方式。

（文/李兆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