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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宣布，拿出500万元来奖励举报公路三乱人员。如今一个月过去了，山西治理三乱的首批收黑钱交警受到了严肃处理，两名交警大队长被免去职务。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那就是这一次，尽管举报三乱人员不少，但是奖金却至今无人领取。
（6月14日《中国之声》）
此事无甚惊奇，正如相关官员所言，“司机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过程中，还心存忧虑，大家怕举报以后遭到打击报复。”为打消这种忧虑，现成的办法当然很多，例如以保密方式发放奖金、允许举报者匿名领取等等……但倘若纠偏动作止步于此，未免是扬汤止沸的姿态。因为，所谓“畏惧”，表面源于“安全”，根因则是“权为私用”的空间确实存在。
“公权力”的私用可能，乃是一种变化多端的集合。“任上之人”，固然能在特定领域呼风唤雨；而一旦离任，权力的余温，仍能起作用。考量此间的公职传统，民众当可发现，某人的影响力，并不仅系于“职位赋予”。事实上，人格化的能量，即由私交、旧谊等建构的力场，在很多时候，更能决定某人的实际地位。据此而言，尽管山西处理了一批违规交警，却不能同时根除他们实存的“能量”，此为举报者畏惧的核心。
当“去职而不权尽”，必会产生诸多后遗症。特别对于被撤职的公职者而言，残存的“操控力”，极易转化为打击报复的工具。于此，不仅需要正视，更需要切实解决。归根结底，如何避免“公共职务”畸变成私力工具；或曰，如何避免“公共职务”过度衍生出“人格化力量”，才是解除举报者后顾之忧的关键。试想，如果某人被撤，其实际能量也随之终止，正义者必会更具勇气、检举不法也必更加笃定。
并非不存在上述可能，尽管其间困难显而易见。众所周知，将某人与特定公职切割是容易的，走组织程序、司法渠道等都极易实现；但是，将某人和所对应的私人资源隔绝，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了制度、' 法律等刚性设计，人心、情感、记忆等，也是社会运转的秩序。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的尴尬在于，即便可以保证奖金发放保密、安全，也能保障被举报者无法直接报复，却不能担保被举报者不借力打力、曲线寻仇。
“举报奖金”无人敢领，绝不仅是“徙木立信”式的公信命题，而是社会成员基于旧例形成的自保术。自保者无罪，谁也不能指责他们怯懦。理性的舆论，应当有清晰的指向，即怎样以更严格意义的机制，消解公权变私力的可能。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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