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事件之后的“汛期”预报顺水鱼财经

6月1日，富士康将深圳厂区普工基本工资从900元加到1200元，6月6日公司再次公布从10月1日起将通过三个月考核的员工最低工资调高到2000元。从900元涨到2000元，最低工资已经涨了一倍多。

乍看起来，富士康已经非常慷慨了。但是，富士康上调的仅仅是深圳地区员工的最低工资，其在国内其他地方也都有厂，这些地方的工人的最低工资大多低于深圳。据估计，此次富士康加薪，每年需要增加的支出不会超过38亿元，还不到其营业总额的1%。据传，富士康可能会考虑向内陆地区迁厂，因为那里的基本工资比深圳低很多，这样一来，深圳的加薪就不过是虚晃一枪了。

富士康真加薪也好，假加薪也好，事实自有定论。问题在于，富士康是初春坚冰上出现的第一道裂纹，是初秋飘然而落的第一片黄叶，富士康事件的发生，意味着天气要变化。或许要多年之后，我们回头再看，才能真正看清楚，这里原来是季节变换的交界。

富士康事件将带来一场加薪的浪潮。

理由很简单，内地农民工的工资，早就到了该加薪的时候了。与沿海出口企业农民工做出的巨大贡献相比，他们所得到的回报是极其微薄的。美国劳动力平均每小时工资大约为18美元，最低工资标准接近每小时6美元。德国西部工人的工资为平均每小时27.87欧元，东部地区是17.37欧元。墨西哥的劳动力平均工资也达到了每小时4美元，而中国制造业中农民工的工资大多连每小时1美元都没有。以平均工资而论，在制造、建筑和服务业，中国劳动力的小时工资只有印度劳工小时工资的60%~80%。农民工的脊梁，支撑着日益“畸形”的中国经济。中国的出口企业尽管发展迅猛，但归根到底，赚的是农民工的血汗钱。大量的中国企业依赖低工资、低利率、高耗能、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彼此之间为压低价格而杀红了眼。这是恶性的“竞争”，也是竭泽而渔的“发展”。

富士康事件宣告，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这不是因为各地政府都在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而是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的力量出现了扭转，劳动力供给出现了悄然的变化。新增加的农民工大多是80后、90后为主的“民工二代”。

第二代农民工首先在数量上开始锐减。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高不可攀的房价、教育费用、医疗费用。进城打工的农民很快就发现，他们已经养不起孩子了。其次，很多“民工二代”自幼跟着父母进城，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对工作的条件、未来的期待，都和其父辈、兄长很不一样。他们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泡在网上，能不能上网，会成为他们找工作的必选条件之一。劳动力供给的萎缩、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带来劳动力市场上的转折点。未来的劳动力工资将持续上涨，而且工人对福利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我们比较容易就可以预测到，从长期来看，这将引发哪些变化。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将宣告全球低通货膨胀时代的结束。未来的通胀压力将越来越多来自于成本推动，而这是最难以治疗的通胀病。资本会逐渐替代劳动，这将迫使中国的企业放弃低成本竞争的商业模式，致力于技术创新，逐步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沿海的企业有一批会转移到内陆地区去；另外一批沿海企业可能会移师海外，去越南、印度，甚至非洲。走就走吧，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留下来的一定是更有竞争力的企业。

所有这些故事都将缓慢地发生。从近期的形势来看，更值得关注的是，富士康事件之后，我们可能会突然陷入一个雷雨不断的“汛期”。

要求加薪会具有一定的传染性。毕竟，这是被压抑了多年的正当需求，一旦被点燃，势必会迅速蔓延。由政府主导，提高最低工资，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很低，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也不高。而工资提高了，福利是否也要提高？除了低工资，社会福利匮乏可能更令劳动者忧心忡忡。农民工市场或许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也是最缺乏安全感的劳动力市场。凄凄惶惶的农民工兄弟们，在经济周期的风雨飘摇中动荡不安。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政府和企业可以承受的，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可能会令人猝不及防。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上，最缺乏的就是劳资之间的工资协商机制。在以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主的出口部门，缺少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这无形之中增加了劳资谈判的难度。最近数年，由于招工机制、劳动力来源等多种因素的变化，农民工的组织程度已经大为提高。

在浙江等地调研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当地农民工主张权利的时候，往往是来一车人，讲的是同样的方言。如果上游的河道已经解冻，下游的河道依然冰封，就容易出现凌汛。所以为了避免洪水泛滥，引导河水浩荡东流，建立起能够担当劳资谈判中介的工会组织，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如何寻找更为彻底的破解之道，恐怕需要每一个企业、每一级政府做出反思。

(何帆/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