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任重道远顺水鱼财经

日前，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即“居民收入倍增目标”。该目标的提出无疑振奋人心，然而怎样才能实现收入倍增？收入上涨是否抵得过物价的上涨？民营企业利润微薄，加薪如何落到实处？可见，“收入倍增计划”的前路道阻且长

经济快速稳定发展是前提

十八大报告提出，“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主要目标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报告中所提到的小康社会，早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就有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家庭财产普遍增加，让人民过上更富足的生活；2007年的十七大会议提出，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那么，什么是小康呢？事实上，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而对于小康的理解，时事评论员李炜的解释颇有意思，他算了笔账。“我们老在说这个口号，今天有了明确的目标了，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具体就是在2010年的基础上人均GDP和全国的GDP翻一番。用数据解释，2010年人均GDP大约是5000多美元，那么，翻一番呢，小康就是人均10000美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坎。”

“人均GDP十年翻一番，这恰好说明今后的中国将更加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上海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付少琪表示。这一目标的实质传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希望国富与民富并举。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中国民众的辛勤劳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能够让城乡居民更好地分享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民富；同时，消费总量与居民收入水平直接相关，伴随着国民人均收入倍增，中低收入群体占社会消费总额的比重必将越来越大，这将直接带动中国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的双重飞跃。

“第一次把经济发展目标和城乡居民收入联系在一起提出，这就表明我们党把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放在了民生问题，放在了实实在在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上，这是我们经济发展目标制定上的一个新的突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宏表示，报告中对收入提出如此具体、量化的指标，十分鼓舞人心。

经济快速稳定发展是收入倍增的首要途径，中央党校谢春涛教授表示，“没有经济持续发展，没有较大规模的经济总量，要支撑"收入倍增"，难度很大。”

据了解，尽管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收入和人均GDP还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刚刚公布的数据，2011年根据人均寿命、人均受教育的年限以及生活其他指标参照起来得出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国是0.687，在这个指标体系内是101位，应该是比较靠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出的按人均

GDP来算，中国在2011年是5414美元，在名单上是第89位，应该说，中国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真正人均来看的话，要走的路还是比较长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还需下更大的功夫。

国家' target='_blank'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也认为，国民收入倍增，就是实际购买能力的倍增。否则，收入倍增就可能异化为基础货币发行量的倍增，表面上收入实现了倍增，但实际购买力则没有实际增长甚至下降。因此，只要经济能够持续稳定的增长，更加注重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力提高同步，按照这样的规律，目标应该是能够实现的。

“中国经济还有维持20年平均每年增长8%的潜力，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完全可以达到。”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target='_blank' >林毅夫指出。

而人口增长对于收入翻番亦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变量。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 target='_blank' >王小广认为，我国目前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大约是0.5%—0.6%（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年均增长率为0.57%），这对经济增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仅从速度上看，其实并不需要太快的年均经济增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target='_blank' >李扬算了一笔账：要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只要经济年均增速达到6.9%左右就可实现GDP翻一番目标，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要实现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对经济发展要求会更高一些，粗略测算GDP年均增速达到7.1%左右就可保障，而人均收入年均增速7%左右即可。

不过，应看到的是，在当前全球经济下行背景下，中国未来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约束等问题，保持7%的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速其实并不低、也存在一定难度。“过去我们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比如说GDP翻一番、翻两番，完成得都很好。然而，现在经济进入了长周期的减速区，未来要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难度越来越大。”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 target='_blank' >杨宜勇表示。

此外，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居民收入增长目标，这个倍增是从宏观层面做出的增长安排，要求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在此基础上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应倍增。由于我国的总人口到2020年间仍会处于增长状态，这意味着在翻番的GDP总量中将拿出更多的份额用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收入分配方案改革承载期待

国家' target='_blank'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9109元和5919元。2011年，这两者的实际增速分别为8.4%和11.4%。今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2.3%。考虑到通胀因素，2020年这两项数据会超出38218元和11838元。

事实上，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内涵绝非简单的居民收入提高所能涵盖。十八大报告在提及国民收入倍增目标时，特别提到，国民收入的倍增，建立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指标，而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平衡、稳定、协调发展的综合计划。

专家指出，其一，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不是简单的数字增长，而是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从依靠投资和出口转变到内需上来，改变中国经济增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现状。就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言，中国之前走的是投资拉动型的道路，投资占GDP的比重十多年来一直维持在40%以上，而投资长期维持在如此高的比重，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同时，内需严重不足，近10年来，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持续下降，在2010年降至33.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转变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且将其提升至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努力实现从投资拉动到创新驱动的重要嬗变。

其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不是仅仅靠

GDP总量的翻番就可以实现，而是必须建立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础上。十八大报告特别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同时，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可现实是，目前中国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增长相对缓慢，被视作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中最大的不公平，也是最突出的问题。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行业差距达到8倍，地域差距近3倍。根据' target='_blank'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日前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2007年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曾达4553倍，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也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无论是中央领导，还是社会各界，面对收入分配悬殊的现象，都意识到收入分配改革势在必行。

由此，业内人士认为，如果人均收入翻一番的话，不能让高收入群体收入翻一番。因为，高收入群体收入翻一番意味着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而且，人均收入翻一番很可能是被高收入群体收入拉高的，中低收入者收入并没有真正翻一番。也就是说，高收入群体未来8年的收入增长幅度要有明确的控制目标，以免低收入群体收入“被增长”。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应该是去除了物价上涨因素的"纯倍增"，但并不等于到2020年每个人都实现收入翻一倍。”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 target='_blank' >苏海南表示，“这个倍增应该是让低收入者收入增长得更多一些，中等收入者平均增长，而高收入者则应该增长得慢一些。这样，在整体倍增的同时，又合理调整了收入分配关系。”

江苏省市场经济研究会秘书长孙月平也对此表示认同。

他认为，应该让中低收入者包括贫困者、农民、普通职工的收入增长更快一些。如果每一个人都倍增，那就达不到缩小差距的目的了。倍增的一大目的也是缩小高低收入间的差距。

坦率地讲，实现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也许不难，但要控制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让低收入群体收入多翻几番却很难。原因并不复杂，高收入阶层已经具备了继续保持收入快速增长的基础和条件，而低收入者收入翻几番只能依靠政府，考虑到财政负担等问题，政府为低收入者增加收入毕竟是有限的、缓慢的，这无疑对决策者提出了更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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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垄断导致收入分配恶化

在日前北京举办的首届金融街论坛上，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收入分配改革要兼顾效率和公平，缩小贫富差距。林毅夫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因为为了保护原来的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身能力的大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经济保留了一些扭曲因素。垄断是经济快速发展过程当中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最主要原因。

对于如何改善收入分配，到2020年实现收入倍增，林毅夫提出，应在金融改革中改变金融抑制，推动利率市场化、发展能够给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以地区性、中小金融为中心的金融体系。

“收入倍增计划”任重道远

据了解，去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24.8%，其增幅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幅的1.76倍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幅的1.39倍，而同期企业收入增长幅度为20%左右，也远高于居民收入。一方面是不断攀高的公共财政收入，一方面是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怎样才能让居民真正收入倍增呢？

有评论人士汪玉凯分析，在一次分配中，我国居民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现在已降至40%不到，而按照国际惯例一般最低应保持在60%左右，即政府和企业拿走的国民收入不会超过40%。而在二次分配中，政府在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保障性住房五方面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越高，证明二次分配力度越大，前四项支出在发达国家最低比重是56%，而我国五大支出比重仅是30%。而除了制度本身，则是结构上的不均衡。在我国，国企太多、面太宽，比如电信、石化、银行、保险等建设性领域，都是国企唱主角，使得国企与民企没法在同一竞争起跑线上，这种对资金、资源、政策的绝对优势，使得国企处于强势垄断地位。

汪玉凯指出，分配制度上的缺陷导致财富源源不断地向三方面集中：一是从政府和社会来看，财富向政府集中；二是从劳资关系来看，财富向资方集中，如国企高管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三是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的关系看，财富正向垄断行业集中。

由此，专家们普遍认为，“提低、控高、扩中”将会成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主线。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缩小收入差距是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其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则更为紧迫，也更具有可行性。

对此，苏海南建议，“提低”主要有四方面：一是普遍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二是提高城乡贫困居民的保障标准。目前我国的扶贫标准已提至2300元，接近国际标准，今后还可以逐步上调至世界银行1.25美元/日的标准。城乡低保标准、失业保障标准也应适时提高。三是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我国已进行了“八连调”，基本翻了一番。但要承认，横向比较这部分群体的收入仍比较低。今后应考虑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四是提高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一线劳动者的收入。这部分人群收入一直偏低，在加强培训、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以促进其工资增长的同时，还有必要改善此类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帮助他们解决融资难，加大对他们的减免税费力度，让这些企业能够生存发展，有能力给员工涨工资。具体还可以通过发布行业劳动定额标准指导小企业通过劳资平等协商，合理确定企业劳动定额和计件单价，保障员工工资权益；继续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之逐步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即全部工薪劳动者平均工资的40%，以促进低端岗位员工工资的提升。

' target='_blank' >人社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全国有18个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增幅度为19.4%。目前，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深圳的15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北京的14元。

而由于直接关系到众多管理层自身的利益，“控高”被认为是“提低、扩中、控高”三大战略中最难操作的一项。根据国家统计局5月公布的2011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显示，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比私营单位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超出8倍。此外，在行业内部，普通职工和企业高管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人社部10月公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也显示，“十一五”期间，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部分行业企业高管年薪已经上千万元。报告指出，我国部分行业工资过高导致拉大收入差距，尤其是部分企业高管收入增长偏快，水平过高。

对此，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指出，各垄断行业之间收入分配不均衡，行业内部也不均匀，高管收入高，普通员工收入稍低，解决这一问题是收入分配调节的一个难点。

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群义建议，借助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时机，打破行业垄断引入更多民间资本。而苏海南则建议，“控高”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调节部分垄断行业企业的偏高收入。对此应标本兼治，打破垄断，在资源配置上向公开公平规范发展，避免谁轻易地以低价甚至无偿地占有资源、获得暴利。在此基础上再用经济手段调节其高收益，然后再调控其薪酬总额和水平的过快增长；二是调节部分高管的偏高收入。近年来，国家对央企负责人的薪酬管理制定了一系列规范，目前存在“自定薪酬”、水平偏高的主要是一些地方国企和某些央企的二、三级公司，这应当是下一步规范的重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确定机制也应更加完善，内部制衡机制要进一步健全，确定过程应更加公开透明；三是调节某些社会群体的偏高收入，首先要加强银行的监管、财务会计制度的管理，摸清其收入底数；同时规范他们的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在此基础上，再通过' 个人所得税调节其过高收入。在条件具备时，通过开征' 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方式来调节其过高收入。

据悉，下阶段，人社部的工作重点也将加快建立最低工资标准评估机制，探索发布重点行业工资指导线，完善人力资源市场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制度。

不仅如此，更多评论人士还认为，“控高”和“扩中”也不全是收入分配问题，必须与其他改革配套才能解决。经济学者李子旸认为，“政府要做的首先就是减少管制，提高劳动效率。调整财富再分配是个麻烦的事，在蛋糕没做大的情况下，只有减少对生产的阻碍，才能提高百姓生活水平。”而在知名经济人秋风看来，“政府的唯一职责就是为民众提供福利。”

可见，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有太多的实事要做，其前路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