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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发起的‘337调查’案件数目创下了纪录。尽管无人能准确预知未来，但由于贸易额基数较大、高技术贸易占比较多，案件似乎将不会减少。”
10月2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总' 法律顾问詹姆士·莱恩在中美337调查研讨会上做出如上表述。
经过商务部的斡旋，ITC行政法官和相关律师终于来到北京，与中国的商务部门、律师、外贸企业就337法律的实质和程序问题直面交流。
过去十年中，美国对中国出口发起的“337调查”案件数量逐年增加，中国已连续6年位居“337调查”涉案国家(地区)的首位。今年1-10月，已有16起“337调查”涉及中国出口企业。
由ITC负责的“337调查”，由于应对时间短、耗费人力物力巨大，每个应诉的企业费用以千万美元计，而且多针对中小型企业，往往最让企业头疼。
“大家都不希望付出太多代价”
詹姆士·莱恩向中方与会人士介绍，ITC下设多个行政、公关和专业职能办公室，其最高机构执行委员会的6名委员由总统直接任命，均有非常丰富的审判经验，有的在知识产权领域已服务了25年之久。
在总统法律顾问办公室，12名成员中有10人同时是专利局的成员，并在不同的领域都有技术方面的培训和教育背景。委员会的大多数供职人员都有技术类学士学位，比如电气工程师、化学工程师、机械和工业工程师、生化学位，然后再拿一个法学的硕士学位。
这种专业化的组织方式给中国企业带来了不少麻烦。据商务部统计，仅2010年7月，ITC共发起337调查9起，其中涉华案件6起，占当月美发起案件总数的66.7%，且全部因专利侵权被诉。
“337调查”的宗旨是反对不公平贸易，而在研讨会上，部分被调查的中国企业对其公平性提出质疑。
浙江通领公司进入美国的6年间，打了4场“337调查”官司，其每一次胜诉之后，ITC总会以其他专利条款为据继续上诉。
2009年9月30日，ITC下达“有限排斥令”，将通领公司和另外四家公司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通领公司向美国联邦法院起诉ITC，最终联邦法院撤销了ITC的错误判决，允许通领进入美国市场。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程序监督一旦失控或者存在某种倾向，就会对其他的国外企业造成严重的不公。你们错了，但为什么没有任何惩罚？”通领集团董事长陈武胜向詹姆士·莱恩表达自己的不满。
几年诉讼下来，陈武胜支付了一千多万美金，耗费了大量时间成本和精力。虽然胜诉得以留在美国市场，但诉讼过程的损失却无人赔偿。
“您提出的问题我很遗憾。”詹姆士表示，“我们的规则适用于所有的案子，涉及所有的国家，我们的机构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做裁定，看申请书是否满足各方面的条件，调查到底会如何进行，没有人能在一开始就预见案子最终的结局。”
“我们也很纠结，尤其是如何减少申请人与应诉方的成本。大家都不希望付出太多代价。”
调解机制实质失效
针对高昂的诉讼成本，ITC正尝试解决之道，比如从一年前开始使用的调解机制。
“我们也在做出努力，希望各方能够尽早地参与诉讼过程。诉讼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解决争端，而不在于是否走完程序，因此我们鼓励调解。”詹姆士说，并不是所有上诉都非得通过走法律诉讼程序来解决。
詹姆士介绍，调解人不参与调查，也非ITC职员，而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
然而，面对竞争对手的恶意诉讼，中国的中小企业几乎没有可以推动调解的筹码。
“我们曾通过律师与诉方沟通，争取达成共识，但是对方认为我们的企业太小，想利用‘337调查’的昂贵费用，把诉讼变成金钱较量，从而从经济上把我们拖垮。”陈武胜和他的团队曾数次欲与对方达成和解，但无奈对手不予回应。
有中方律师提出，美国337条款的立案标准同WTO原则是相违背的，比如国民待遇原则，有明显的不合规之处。
但詹姆士明显不愿触及这个话题：“337条款是符合WTO协议的，也是符合WTO标准的，现在还没有哪个国家提出我们不符合WTO规则。美国与中国在微观方面的贸易关系过去几年中有了很大发展，知识产权也不例外。”
记者了解到，日本、中国台湾等都在研究设立本国的“337条款”。有国内学者提出，中国也应制定类似条款，以应对美国337条款。但如果各国都展开“337调查”，一场新的知识产权贸易大战或不可避免。
“337条款的基础是禁止侵权行为，我们的作用就是利用专业技术和支持，对案件有一个客观的裁判结果，并不是所有结果都以侵权判定落槌的。”詹姆士说。
不过，耗资两千多万在美国打赢“337调查”官司的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安立军则认为，“337调查”是赋予企业自我保护的一种法律手段，所有进入美国市场的企业都可以享受ITC给予的法律救济。同样是“337”，就看如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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