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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去年法国' 电信公司的黑色自杀风潮之后，尘埃还未落定，其又有新的5名员工在今年9月相继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原本去年的自杀潮之后，公司的总裁被迫离职，电信公司也随之对员工的工作环境、工作压力尽力作出调整，并派驻大量的心理医生为员工疏解情绪。可在9月的短短的15天里的5起自杀事件又不禁让人重新怀疑电信公司状况有多少改变，而如电信公司这样的企业又何止成百上千家，又有多少抑郁自杀不为人知呢？很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也开始将检讨的眼光放到现代企业制度本身，在这个被精心设计的追求速度和效益的程序里，恰恰是人类自身被不断地异化。因此，这个事件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思也就并不显得惊奇。最近就有4位法国作家不约而同地发表同一题材的作品，将虚构的文学作品聚焦到现实的黑色风潮上。
四本小说，同一个主题
入秋以来，四本基调灰色的小说逐一进入人们的视野，在文学杂志和报刊中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因为四位作家无一例外地选择用笔直面那些现代工作带给人们的痛苦，那些存在的疲惫、精神上的煎熬。女作家库伯曼在《我们曾经活过》中用半自传的笔法描绘了在一个大传媒公司工作的编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生活，就像是卡夫卡《变形记》的现代版。而菲力普·克洛岱尔则继续他灰色悬疑的传奇故事风格(他之前的两本小说《灰色的灵魂》和《林先生的小孙女》已经在国内出版)出版了他的第10本小说《调查》。一个调查员奉命去调查一系列的自杀事件，但他一踏上不知名的小城的车站，一个个谜团就接踵而至，读者随着调查员一路行走下去，直到接近真相也同时接近虚无：一个对世界系统的隐喻，没有救赎，没有出口。相比之下马尔尚的《社会方案》算是四本小说中最具黑色幽默色彩的一本，他并未从工人而是工厂主的角度描述经济危机后一个北方小工厂的变迁。从另一个角度讲，其实这些中小业主未尝不是现代制度和系统的牺牲品。与前三者相比较，切利·贝恩斯坦盖尔更是直接将法国电信公司的社会新闻用作他故事的背景，他更是凭借着这个故事《野性话语的回归》，入选了今年龚古尔奖的候选名单。
野性话语的回归
本身就在电信公司工作的贝恩斯坦盖尔对他这个故事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作为人力资源部的高级顾问，他对电信公司管理运作的细节和内幕了如指掌。可他并不想简单地写就一篇揭黑打黑的泄气文章，他完全将笔墨用在了一个纯粹虚构的故事里。以描述现代人工作情态为主题的小说，《野性话语的回归》是他这个系列的第六本。主人公是一' 家电信公司的电话推销员。
在故事里，他面目模糊，没有姓名，从头到尾都是用着一个公司给他的莫名其妙的假名“艾瑞克”。艾瑞克才来到客服中心，之前他是公司的电工，满手老茧，遍布伤痕。而他马上意识到看似轻松的工作将超出他不曾遇到过的身体的极限。“最难的是习惯毫无意义的说话，”他的同事告诫他。
渐渐地，他觉得话筒前他的嘴巴成为了一个悬空说话的机器，静静地吐出那些熟记的、逻辑的、简明的词语，嘴巴和耳朵不再产生联系，各自独立工作。很快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改变，手变得细腻了，衣服从早到晚干干净净，而自己平日里却越来越沉默寡言。周围的一切看似和谐，可亲，可他却愈来愈有一种重回野性世界的冲动，他又总要去抑制住自己的邪端异想，因为他的生活已经被写定。所谓“野性话语的回归”不过是对生命原初形态的向往，一个萦绕在脑际的幻象，艾瑞克无力反抗，终极的反抗就是选择死亡。
用风格来讲故事
贝恩斯坦盖尔之所以能将这种看似单薄枯燥的主题讲得吊人胃口，大部分还要归功于他讲故事时使用的语言所营造出的一种风格。就像法国作家塞利纳所说的，“文学即风格”。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听来的故事、社会新闻往往成千上万，我们又能记下多少呢？事实上只有风格才能留下印记。贝恩斯坦盖尔用《野性话语的回归》做了一次大胆的风格实验。
他使用短句，简单、干净的词语，近乎白描的写法，不掺带任何情感色彩，冷静、客观又不厌其烦地再现艾瑞克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感觉到阅读被压制，一种无法释放出来的抑郁，故事里人物的无奈与悲哀通过这种作者营造出来的语言场又转嫁到读者身上。引用世界报的评论就是：“贝恩斯坦盖尔写就的这部小说，引人入胜，感人至深，既有尖锐的刺痛，也有猛烈的冲撞，充满抑郁的情绪，却又没有任何激烈的反抗，那些没有姓名、身份可以随时置换的个体渐渐地被侵蚀，毫无声息。”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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