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在线湖北讯(记者王宙)“中西部地区资源禀赋好于东部地区,但经济发展却落后于东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体制和机制不合理。”1月24日,在2013年湖北省“' 两会”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湖北省政协委员、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刘传江教授结合多年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刘传江表示,湖北省现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资本和劳动带来的边际收益不断递减,技术引进的空间也在不断缩减,土地、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开始凸显,如果还沿用原来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发展路径,不仅潜力有限,而且可能进一步增加摆脱路径依赖的困难,很可能掉入“工业化中期陷阱”或“中低收入陷阱”而爬不出来。
刘传江强调,湖北等中西部地区“新兴”加“转轨”的双重国情决定了迄今为止的发展过程中,因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在社会总成本中占了更大的比重。因此,只要加以合适的制度变迁,中西部地区完全能够在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要素驱动型发展动力渐趋衰竭的趋势中,发挥制度后发优势,寻找到新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力,实现“黄金十年”期间的产业升级和弯道超越。
刘传江认为,经济要素红利只是潜在的可能性,只有有了适当的制度安排,经济要素红利才能够变成现实的红利,因此制度红利实际上是经济要素红利由潜在通向现实的必要条件和桥梁。
随着我国渐进性改革由局部向总体、由浅层次向攻坚阶段推进,刘传江表示,改革深化和制度创新的阻力与成本不断增大,需要政府给予科学的顶层设计,看准方向后有勇气和有决心大力推进新一轮制度创新。这是湖北能否建设成为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