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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二代的财富:够做任何事,但不够无所事事顺水鱼财经

核心摘要: 300万民企的现实焦虑之4 富不过三代,这是自人类有史以来反复被提及的财富魔咒。 富二代接班,作为一个阶层的崛起,代际转移或更迭,总是伴随着第一代创业者的雄心代代消减或者转化,这一过程中,如何保持企业基业常青,显得愈发意味深长。 接班人的能力与素养关系到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家业常青、成为百年老店的大前提。 虽然对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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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民企的现实焦虑之4

富不过三代,这是自人类有史以来反复被提及的财富魔咒。

富二代接班,作为一个阶层的崛起,代际转移或更迭,总是伴随着第一代创业者的雄心代代消减或者转化,这一过程中,如何保持企业基业常青,显得愈发意味深长。

接班人的能力与素养关系到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家业常青、成为百年老店的大前提。

虽然对富二代企业家的培养还有不同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富人群体或是阶层已经形成。一个稳健的社会形态,往往有与其相匹配的伦理支撑,让人忧虑的是,今天富人群体虽然已然成型,但与之相配套的健康、成熟的财富伦理却没有形成。对富二代企业家来说,会高尔夫、骑马、茶道等等并不是重点;真正需要的是“人的教育”。

突破“代际锁定”

全国工商联2009年编制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对“富不过三代”似乎做出了佐证——— 中国有300多万家民营企业,其中90%以上是家族企业。然而,只有30%的家族企业能够延续到第二代,能够成功传承至第三代的仅占10%-15%。“富不过三代”成为高悬于家族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代际锁定”是家族企业传承面临的困境之一。即代与代之间通常会锁定在同一个产业上,商业文化背景相同,依赖的市场网络基本相同,生产技术知识也相同。

屡被提及的案例是———超同“猝死”。浙江超同集团曾是浙江第二大化纤企业,年产值最高达到16亿元。然而这家企业几年前关门歇业。超同“猝死”释放出来的信息没有走出“代际锁定”说———两代人之间存在高度相同的交易方式,第二代当家人吴李明在这个产业中越做越欢,形成了低层次产业的路径依赖,原因就是约束条件没有大的变化,企业缺乏调整提升产业结构的足够激励,当外部风险发生时,企业不堪一击,关门歇业。

不可否认,无论是从教育背景、知识储备还是从大时代背景来看,今天的富二代与父辈已截然不同,其中有些可能已做出新的选择,打破这种“锁定”,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突破“代际锁定”,长江' 商学院教授腾斌圣解读了依靠多代传承发展下来的“Zegna(杰尼亚)”案例。Zegna的西装卖几万元一套,但是这家公司的第一代就是做面料的,第二代把企业往前带了一步,开始做西装,逐渐做到了世界最好的男士西装品牌。第三代战略的创新是自己开零售店,不只生产,还销售,而且发展到国际化。到了第四代,就开始做男装的休闲品牌。第五代还扩展到女装。他们力求每一代都要在企业上打上烙印,企业的创新和家族的壮大做到了平衡,而不是内斗。

企业是家族的 管理是职业的

金融危机时代,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企业管理方式和治理结构上的转型,也是富二代们要面对的烦恼和使命。

在初创阶段,企业的发展壮大依赖创业者的个人素质和创业能力,往往依靠个性非常强烈的人物,而不是管理机制特有的优越性。表现出来的明显特征是:企业的内部治理通常不采用正式的机制,例如董事会,而是以关系为基础的隐性合约来规范关系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而富二代继承人不一定具备这种特质,企业换代很可能成了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面对上述情况,正略钧策创始人赵民告诉南都记者,第二代接班,要突破上述障碍,发展壮大企业,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走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道路,学会管理授权,用制度化的管理让别人发挥自主性。

做到家业常青,不仅仅是能引进人才、家庭和谐这么简单。浙江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介绍:家族企业要想成功,必须要有一套“中国特色现代家族制管理模式”。具体说,应该是企业是家族的,但管理是职业化、现代化的。

方太就是一个淡化家族制的典型案例。董事长是茅理翔、总裁是他儿子,他儿子下面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是引进的非家族的职业经理人。茅理翔的太太,曾是创业时的“功臣”,是企业的常务副总,主要负责方太的营销,但为了防止出现家族企业的弊病,方太还是引进职业经理人,逐渐把她淡化了。

也有很多家族企业在第一代就实现了管理职业化。比如大午集团,从2004年开始试行一种新的“三权分立制度”:创始人孙大午和妻子拥有企业产权,后代可以继承;家族成员组成监事会,对董事会、理事会进行监督,但无权决策,更不能任免董事长和总经理;企业内部人员选举产生的董事组成董事会,行使企业投资等决策权,但无权干涉经营;由分公司一把手组成的理事会则执行董事会决议,行使经营权。

“公司治理的过程,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确权、分权和限权的过程。有了所有权就不能决策,也不能调动自己的资产,拥有决策权就没有所有权和执行权,所有权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后代只能继承却不能对财产进行分割。”孙大午这样诠释他的“三权分立制度”。

第一大股东地位不能动摇

“中国的家族企业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面临众多外部的挑战,庞大的资金支持是企业能否进一步做大的瓶颈,那么未来要不要上市上市之后,股权会怎样稀释?股权的稀释会不会削弱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力?如果不上市的话,股权要不要有一定的稀释?”

温州正泰集团的创始人南存辉10年间三次稀释股权,持股从100%稀释到20%。第一次在1990年,南存辉和创业伙伴胡成中分道扬镳,他与美商合资,同时引入一部分家族人员,南存辉100%的股权被稀释为60%。第二次在1994年,南存辉用社会资本稀释家族股份,先后有38家企业加盟成为正泰股东,南存辉的个人股权被稀释到不足30%。第三次,1996年南存辉将一部分股份送给企业优秀人才,正泰股东增加到107人。(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只有将正泰置于社会,真正地实现社会化,企业才能和社会实现同步增长。”话虽这样讲,但是无论怎样稀释,南存辉坚守着一个底线,那就是———其第一大股东地位不能动摇,南氏家族对正泰集团的控制不能动摇。

不过,香港中文大学范博宏教授做出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型”认为,家族企业第一大股东地位能否不动摇,关键看家族资产和企业所面临的“路障”这两个要素,两大要素的不同组合会导致不同的企业治理模式:如果一个企业的家族资产很多而路障很少,那么就会倾向于家族控股、家族经营,这一模式的代表性企业是纽约时报;如果企业的家族资产很多且路障很多,那企业就会倾向于分散持股但家族保持经营权,这一模式的代表是丰田汽车;如果企业的家族资产少而路障少,则会倾向于家族控股、职业经理人来经营,这一模式的代表是宜家家居;最后一种情况,家族资产少、路障又多,那么家族企业会瓦解,变成普通的股份制公司,例如迪斯尼。随着家族资产和路障的变化,企业的治理结构也会随之改变。

范博宏所说家族资产,是指不能轻易在市场买卖,或者说交易成本无限大的资产。这些资产通常依附于企业创始人并且能给企业创造重要价值,包括创始人的兴趣、个人能力、创意、政商关系、特殊的领导模式等。以政商关系为例,李嘉诚77岁时因病入院治疗时,长江系的股票 便开始大跌。事实上其他任何条件都没有改变,只不过是企业创始人入院,但企业价值就会明显下跌。

富二代教育:避免拔苗助长

企业接班人的传承不仅仅是位置的传递问题,也是企业文化及管理模式的传递。因此,接班人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耳熟能详的案例是,李嘉诚刻意培养自己的两个儿子,在他们只有八九岁的时候,每当董事局开会,李先生就会安排两个儿子坐在专门为他们设置的小椅子上,接受独特的商业熏陶,并在家里耐心解答两个小孩所提出的问题。为此,李嘉诚的两个儿子称赞父亲是“最好的商业教授”。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现在很普遍的现象是,很多富二代在国外名牌大学读书回来就做中层,然后稍微轮岗两三年就做到高管。在博融咨询总经理付廷席看来,这就是典型的拔苗助长。让富二代接受良好的国际教育只是第一步。

“孩子如果在国外接受教育回国后,应该先到领先的公司诸如跨国公司等历练。”付廷席表示,富二代往往出身优越,含着金钥匙长大,他们这20来年所谓的历练是很有限的。只有他们真的到职场上去打拼,作为普通人和别人竞争,才能换一个角度体会到这个社会的真实模样,体会到普通员工的心理,这对将来成为公司高层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对人的管理的宝贵经验。付廷席认为在外面历练5年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即便回到家族企业,也要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历练,不要进去就是中层,每年三级跳,让谁都知道你是老板的儿子,那一定是顺风顺水的,没有受到挑战。比较理想的是不要让旁人知道这是老板的孩子,有一个相对长时间的锻炼过程,这个价值要大得多。

宁波方太厨具茅理翔的做法是,家族企业交接班“三三制”建设,即三个三年的传承过程:带三年,通过这个阶段,将企业产品开发权下放给子女,让子女逐渐熟悉企业的运作过程;帮三年,在完成第一个三年的过程后,逐渐将经营权下放,并给予一定支持协助;看三年,这三年是将整个企业的管理权下放,包括公司每个月的例会也不再参加,经营管理、营销、财务、研发等等权力全部下放给子女。

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茅理翔和儿子有一个长时间交接的过程,孩子基本上自己有一个团队,这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

健康成熟的财富伦理尚未成型

“你所做的一切只要是正当的,我都会在后面支持你。你不必成为我,你应该成为你自己”。这是巴菲特告诫儿子时说的话。巴菲特还说,“他们所做的一切与我做的事情同等重要,也许还会更重要。他们应该追随他们各自的方向,他们应该追求他们的热忱。”(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股神沃伦·巴菲特之子彼得·巴菲特在其新书《人生由你打造》中,介绍了自己与作为投资家的父亲不同,选择音乐之路,并最终取得成功的经验。彼得·巴菲特还引用他父亲常说的一句话作为总结:有能力的父母应该给子女留下一笔财产———够做任何事,但不够无所事事。

如今,彼得·巴菲特成为著名的音乐家;而沃伦·巴菲特则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给了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会,这对父子成为所有财富传承故事中的美谈。

巴菲特之子的成长经历带给人们很多思索。如果在成年之初你便得到一笔足够生活却不能为所欲为的资产,你会怎么做?这些钱会抹杀你的奋斗欲望吗?

江苏黄埔再生集团董事长陈光标堪称中国版巴菲特,他用事例给出了一些诠释。“再富不能富子女,我就是这样告诫自己的。”陈光标对南都记者说。从农民的儿子到盈利上亿的企业老总,陈光标的子女是不折不扣的“富二代”。但12年来,他们的父亲将企业50%的利润捐给社会,至今累计已超13亿。

会留多少资产给子女?陈光标的回答出人意料,“我将把90%的资产捐给社会,不但不会把财富留给自己的子女,我还会给子女留下一些债权债务,让他们在还债的过程中成长。”陈光标认为,自己能够获得今天的成功,得益于当时经历的艰苦,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在人生中背负重担,一步步走来。

“富二代”要成为企业接班人,看似一个华丽转身,更多的是艰辛“蜕变”。在发达国家,富人们往往在给予孩子优越物质生活的同时,格外注重塑造孩子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是值得借鉴的。

不可否认的是,今天,中国富二代企业家群体或是阶层已经形成。长江商学院教授腾斌圣认为,一个稳健的社会形态,往往有与其相匹配的伦理支撑,让人忧虑的是,今天富人群体虽然已然成型,但与之相配套的健康、成熟的财富伦理却没有形成。所以说,“富二代”真正需要的是“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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