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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养老责任淡化是大势所趋顺水鱼财经

核心摘要: 在当前快速老龄化和快速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实现“常回家看看”和加强家庭养老服务的能力,对策恰恰在回归家庭之外。为家庭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才是真正的家庭政策。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养老服务的需求在日益提高,提供老年人口必需的和令他们满意的养老服务的供给压力日益增加。目前的局面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大面积普及带来家庭养老能力削弱,子女在异地生活造成空巢家庭越来越多,此外,由种种原因形成的独居老人的数量和比重也在提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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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快速老龄化和快速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实现“常回家看看”和加强家庭养老服务的能力,对策恰恰在回归家庭之外。为家庭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才是真正的家庭政策。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养老服务的需求在日益提高,提供老年人口必需的和令他们满意的养老服务的供给压力日益增加。目前的局面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大面积普及带来家庭养老能力削弱,子女在异地生活造成空巢家庭越来越多,此外,由种种原因形成的独居老人的数量和比重也在提高。这样,独居老人、高龄独居老人,以及包括贫困老年人口家庭和失独家庭老人等在内的特殊老年群体的生活照料和养老服务问题,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

同时,随着老年人口对老年生活的质量和品质要求的提高,养老服务不仅是基本养老服务提供的问题,也包括高质量和高标准养老服务提供的问题。

因此,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就显得迫切和重要。需要积极探索通过老人自身、家庭、邻里和社会、政府共同发挥作用,来加强对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加强对老年群体的生活照料和养老服务。

当前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导向,是强调家庭在养老服务上的责任。发挥家庭的作为,被认为是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重要对策,被政府部门和学者所关注和提倡。在7月开始实施的新修订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甚至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对于一个长期重视家族家庭传统和强调孝道文化的社会,这样的立法要求,在宣传和导向上显然是道德正确的。但是让养老问题转回“家庭问题”的社会政策思路,显然属于推卸责任,并且不是对症下药。

家庭的功能和作用下降,是人口变动的必然结果。现在的问题不是家庭没有发挥作用,而是传统意义的家庭功能在逐步削弱,家庭功能客观上难以发挥足够的养老作用。由于家庭规模减小、空巢和独居老人增多,使得家庭政策在养老问题上日益表现出局限性。在当前情况下,老年人口难以通过家庭来得到足够的生活服务和安全支持,单纯提倡子女要“常回家看看”,乃至通过立法来强制要求,不仅是法制对道德的“越位”,本身也并非对症下药。因为问题的症结不是子女不孝,而是子女因为职场压力、子女自己的家庭生活压力、子女和父母居住的分隔化等原因,而难以常回家看看。

因此我们更应重视如何增加劳动者的带薪休假,如何鼓励劳动者和子女就近父母居住或者共同居住,如何为随子女迁移的父母提供更良好的医疗和社会服务,如何发展社会性的家庭服务功能,以使子女有更多时间来实现家庭养老。应该看到,子女不能常回家看看,意味着过度的工作挤占了劳动者的闲暇和家庭生活,意味着劳动者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来平衡养小和养老的时间分配,也意味着我们在制度上和住房供给上缺少足够的能力来支持老年人口和家庭子女就近居住进而得到适当的家庭照料。

家庭的功能在逐步削弱,但并非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对养老是无能为力的。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家庭对养老的积极作用,不是简单地让子女常回家看看,来满足父母的养老需求,而是需要我们在变化着的现代社会中,通过强化社会机制来增强家庭养老的能力。例如,通过信息化技术和生活物流的发展,让子女能通过网络及时知道父母的身体状况、空间位置和具体需求,并能通过技术及时解决他们的生活需求。需要一个更具服务能力和专业化支持的社区服务体系,让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者也能为生活在家庭中的老人提供更好的帮助。

因此,现代社会中的家庭养老,不是将养老的责任回归到家庭,而是通过社会力量的参与来帮助家庭和改造家庭,使老年人口居住在家庭中就能获得更加充分和高质量的家庭养老服务。这样的目标,恰恰不是通过回归家庭来实现,因为事实上难以将所有的家庭成员培养成为专业化的护理人员、精神治疗师等。通过更强有利的社会支持体系,才能够使家庭在现代社会中发挥起养老的职能和责任。

特别是对于空巢家庭、独居老人和特殊困难的老年群体,考虑到90%的老人仍然居住在家庭和社区中,因此需要更大程度地发挥邻里、社区和社会力量,对老年人的生活服务和生活安全提供保障。例如,与其鼓励乃至立法要求子女常回家看看,更应鼓励“常关心一下你们的邻居”,鼓励发展社区家庭服务的专业化队伍和志愿者服务,来及时关心独居老人的生活。这样的社会政策方案比单纯的家庭养老责任,将更加必要和有效。

所以,在当前快速老龄化和快速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实现“常回家看看”和加强家庭养老服务的能力,对策恰恰在回归家庭之外。为家庭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才是真正的家庭政策。而过分强调家庭的责任,有可能是对政府和社会养老责任的一种偏离,也有可能反而恶化了家庭的养老和家庭生活。

养老本身是家庭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各项功能的充分发挥是建设一个稳定、有效现代社会的基础。总之,当前老龄化过程中,养老问题出现困难和挑战,不是家庭出了问题,而是社会和政府的制度建设和体制建设相对发展不足。从某种意义上看,将养老问题转回家庭的对策方案不仅是“偷懒的”和“推诿的”,而且没有对症下药,并会进一步恶化家庭养老,也必然是无效的。

在现代社会中强调家庭的养老责任当然是道德正确的,但养老的出路不是回归传统的家庭和家族,也不是生育更多的子女,而只能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通过技术创新和政府支持,从而创造出新的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家庭生活形态和家庭养老方式。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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