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阳：曾经的无知逼我再度发飙顺水鱼财经

“网站朝这个方向演化的时候，我还是当名人去了，觉得自己是最先进的，不去思考' 互联网正在发生的改变。我们错过了搜索的机会，这是我的无知造成的。”

编者按：

他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初期走出来的第一批人，开拓了中国门户网站的一席之地，带领旗下网站走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前端，实现了最初的“功成名就”;

他个性鲜明，甚至有些特立独行，不像别的互联网大佬们彼此热络，互相捧场，他好像永远站在热闹人群的外围，不断重复自己的不合群;

他说喜欢“空性”的境界，对什么都有些无所谓，但有时候他又是那么在意企业在当下互联网界的市场份额和暂时落后;

他经历过大起时的成功，一时满足于现状而退居幕后修身养性，他又困扰于落后他人的窘境，决心重新回归发力追赶;

他像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用他自己的话来总结，那就是：敏感、简单、热情，同时也挺拧巴;

他是张朝阳，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那个如今天天“蜗居”在' 微博上，口中喊着“战争”的字眼，声称要赶上新浪并超越过去的一个再度创业的人。

近日，张朝阳接受《中欧商业评论》采访，讲述了创业和思想变化的历程。张朝阳说，他被自己的知名度所“骗”，现在，是重新振作的时候了。(胡晴)

以下是其访谈摘选。

张朝阳：

两年前离开(搜狐)就是想有自己的时间，玩得多一点，结果出现了一种既放又不放的局面。也许是因为我可能对硅谷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关注不够多，不够敏锐，比较麻痹，觉得畅游也拆分了，有很大的现金流，有几个能干的人帮我撑着就可以了。但是Web 2.0的革命在中国爆发得如此之快，靠某个部门、靠某个团队的局部战争根本没法打，这是当时没有意识到的。

这两年(我)一直努力使思想止息吧，但努力本身又是思想。而人生就是一个充满各种念头的火阵，你要盯着一个方向朝前跑，冲过这个火阵。其实每一个念头都是一束火焰，倘若你只盯着这些念头，火会把你烧着;当你全方位投入战斗，相当于在火阵里往前冲，反倒不会被烧着了。

很多人有痛苦，有某些解不开的疙瘩，希望通过工作来解开。这就错了，工作也是意图的一种，任何意图都会造成焦虑。意图就是关注，关注就会关注负面，关注负面就会放大，放大就会焦虑。投入工作是为了一种兴奋点，不是为了寻求解脱。当你不是为了解脱而兴奋工作，结果反而强化了这种解脱。

我喜欢“空性”这两个字，从最深层的角度讲，是对什么都无所谓。金融不安全感、事业不安全感、被别人遗弃的恐惧感都没有了，你的生活完全由兴趣构成。消除这种不安全感是一个谨慎的过程，首先你得拥有Plenty(富足)。成功的人有很多资源，这些资源在很坚实且不容易被拿走的状态下，人更容易达到“空性”。很多写书的人为了销量说人只要读了一本书就能得到解脱，不是的，这是有条件的，有Plenty的人更容易开悟。

人有Plenty的时候，容易得到解脱，达到空性。但互联网是一个赢家通吃的行业，半放半不放影响了我的Plenty。我重回战斗，一方面基本的安全感有了。另外我对做一个伟大的企业家、让企业基业长青等目标没有多少愿望，选择再回来，兴趣占了很大一部分。像我现在24小时玩微博都不觉得累。有兴趣才会有创造性，如果肩负着重大使命，就没有创造性了。

我们是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公司，我没有把搜狐做到最大主要归结于客观原因。成功有偶然性，需要运气，比如李彦宏就比我幸运。我融资的时候，互联网在美国刚刚爆发，没有人相信可以在中国做互联网。1996年去美国融资，人们凭着对中国很盲目的兴趣扔了一些钱。我的第一批投资人就是这样来的。华尔街说什么，媒体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1999年，搜狐和Tom起来了。李彦宏再去融资，融的就是Smart Money(聪明钱)。估计他的投资者跟他说只要好好做搜索就可以了。而我的投资者多少年都在跟我说，“我的钱在哪里?我的业绩在哪里?”我不幸运，我太早了，我是拿着砍刀劈一条路出来的人，这条路把我刺得遍体鳞伤，后面跟过来的人就很快了。我还可以有很多客观原因，比如跟董事会的斗争，当时各种条件的不完备。

但主观原因是：我几乎是中国第一个做互联网的人，并且以一种大鸣大放的宣传方式去做，就像美国的杨致远一样成了名人，成为中国互联网数字化的“先锋”和“数字英雄”的代名词。这些东西又投射到我的脑子里面，觉得自己很伟大。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我的想法总是对的，这就是我的无知。

事实上，一方面，董事会敲打着我去赚钱，压力非常大，也很焦虑，我顶住了压力;但另一方面，我并没有主动选择紧随互联网的演化。其中一个演化就是互联网上还没有很多内容的时候，目录导航很需要—这也是雅虎起来的原因。而到2001年和2002年，互联网上什么都有了，人们不再满足于导航，需要输入一个关键词，让搜索的东西马上就跳出来。网站朝这个方向演化的时候，我还是当名人去了，觉得自己是最先进的，不去思考互联网正在发生的改变。我们错过了搜索的机会，这是我的无知造成的。

我被自己的知名度欺骗了。

后来搜狐有成有败，到一定阶段时我开始享受、轻松了。但我依然有心理的纠结，同时在抱怨当年这个创伤，下了决心要做到技术驱动，和技术人员、产品人员充分沟通，听他们讲些什么。充分沟通确实产生了效果，比如搜狗输入法的诞生，网络游戏的成功。但还是不够彻底。硅谷那边发生那么多的事情，比如Facebook、Twitter的发生，随便看一看就知道的事，我却几乎没有了解。主要原因在于我的懒惰，就是太有名，被认为太成功了。包括Chinaren，其实是中国最早的社交网络，在我手里就做砸了。

我们团队的文化建立得比较彻底，我本人却并没有真正跳进去。我不用去编程，但是至少应该成为技术和产品的疯狂使用者和爱好者，但我并没有。我还处在高高在上的状态。这种状态，如果底下的“将军”很能干，不断向你提出应该做什么，我是可以听进去的。危险的是如果底下没有这样的“将军”，自己也不是一个技术和产品的疯狂使用者和爱好者，你就判断不清楚。事实上，当主帅首先就必须自己对产品有深刻的理解力。

对于协调力方面，我也是做得不够。公司的方向把握是一定要自己变成一个狂热的使用者才行的，公司的执行力也一定要知人善任，甚至落实到每天花时间跟谁在一起，这些都很重要。可以说我这方面确实有很多的经验，这也是二次创业爆发能够用上的。

对于怎样用人，我认为要做到沟通、默契、信任。人与人的关系是不断生长的一棵树，要不断地浇水，不断地沟通和交流。我这人比较温和，比较平等待人，用他们的话来说比较善良。这也可能是我的一个问题，不够严厉。权威和权力是两回事，你是他的老板，他向你汇报，并不能说明你对他就有影响力。影响力是他对你的尊重和信任，影响力需要你的品格、远见和沟通。

从竞争力角度讲，如果创始人具有智慧，可以带领公司走向未来，这是最佳选择。其次是创始人能力不行了被换掉，专业团队引入一些创业机制，不断做出正确的决定。最差的是创始人还在，却因为自己的狭隘把公司做死了。主导公司这么多年，我又是大股东，我就常常警告自己思想的狭隘会限制公司发展。

人很难改变自己，但我相信人是可以改变自己的。我是没有太多边界的人，到现在老大不小了还单身，这就是很出格的一件事。我在生活中也很出格，在音乐、舞蹈、登山方面都玩得很转，我相信我是能够重新发明自己的，我相信这次再发飙应该能够把公司带进一个新的、没有到过的水域。其实乔布斯也是重新发明了自己。早年他有很多创新，也有很多问题，他脾气暴躁，把别人骂得狗血喷头，最后公司把他赶走了。最后经过反思，他才创造性地长大，人也成熟了，最后把苹果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乔布斯的心路历程比我漫长，漫长的导致身体都受到了影响。而我的身体越来越好，我不是通过巨大的身体代价、情感落差，而是靠一种反思和逐渐自我调理的方法，我的代价没他那么大，但要付出时间的代价。

我整体上比较敏感，对很多事情都很敏感。我去卡拉OK，唱的都是80后唱的歌，我对新东西接受得比较好，心态很年轻。这跟我在美国待过有关系，还有我的反思和空性。不应该说40多岁的人就应该是老态龙钟的、说话很有城府的、穿特定的衣服、吃特定的饭、有特定的朋友，拖家带口，有很多的责任，我就没有。我没有太多“一定要怎么做”的事情。

我是学物理的，很多事情都很深层地想清楚了，再透明地讲出来，没什么不好的。我追求的是真实，虚妄是我最痛恨的品性。虚伪是明显的欺骗，虚妄是自己欺骗自己—其实他不想虚伪，但因为内心认识的问题，一种虚荣心，一种心理作用，导致说出一些话，做出一些事情，显得很虚伪，他自己却意识不到。不真实，很假。这种“假”没办法，这个人可能内心就有这样的东西。但我能听出来，然后特残酷地戳穿它。

一直以来，“效率”和“智慧”这对矛盾影响着我们的成长。从天真烂漫的小孩到一个合格的人，教育就是把人装入一个焦虑的框子，不断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判断。而告诉的过程充斥着不断的否定，否定就造成了人的焦虑、害怕和恐惧。“这个不应该”“那个不应该”造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焦虑，使我们变成了假的人，也即“二手人”。年轻人青春期反叛、抽烟，实际上是对教育的反叛。大多数人跳不出教育的框子，结果是我们每个人成了社会的砖头，社会的大厦稳固有效率，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但效率也带来每个砖头的压抑和痛苦。当你有了Plenty，有这样的空间可以把自己抖一抖，想想混不吝的状态、骂人的话是很解气的。实际上，人生是一门艺术，就是在很精微的地方实现解脱。

(访谈实录来自《中欧商业评论》中《张朝阳：我到了人生艺术2.0阶段》一文，作者：刘铮铮。本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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