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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允许存在既得利益集团，但从近年来被揭露的典型性腐败案件看，以谋求私利作为共同价值和联系纽带，以公共权力作为相互利用手段和支撑条件，相互勾结和庇护，肆意腐败，附着在党和国家权力体系上的集团性力量日益滋长，并逐有泛滥之势，形成利益固化的藩篱。
腐败问题易发高发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的显著特征。
当前我国正处于体制深刻转换、结构深刻调整和社会深刻变革的全面转型期。在过去30多年间，尽管党和国家对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高度重视，也作出了极大努力，但“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三个并存”和“三个依然”的反腐败困境尚未破解。改革中产生的问题，终归需要用改革的思维和办法来解决。
笔者认为，未来中国要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廉洁政治，促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廉政愿景，就必须坚定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积极推进各项反腐败改革。
改革是治理腐败的重要法宝
深化改革是铲除腐败现象的关键之道。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是对原有体制作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要从根本上创新体制，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改革措施之中，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导致腐败现象发生的深层次问题。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正式将“改革”同教育、监督、制度并列起来，要求充分发挥改革反腐的推动力。在具体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精神的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要求按新的历史特点，把反腐倡廉工作与各项重要改革措施结合，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最大限度地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实现从源头上治腐。
以改革统揽反腐倡廉建设全局，积极推进反腐败改革是建设廉洁政治的根本途径和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导致腐败现象的深层次问题，把深化改革与制度创新密切联结在一起，着力于建构以改革促进制度创新、以创新巩固改革成果的互促格局，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要求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完备的' 法律法规体系，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在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上，着眼于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了干部人事制度、行政审批制度、投资和国有资产经营体制、财政金融管理体制、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反腐败体制等创新力度，规范和完善了工程建设招投标制度、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产权交易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这些改革对于完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促进以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起到重要作用。
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形成掣肘
许多社会现象和调查材料表明，当前“三个并存”和“三个依然”反腐败困境的形成，包括某些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有效推进，从根本原因上说，是正在滋生着的既得利益集团阻碍的结果。近日，在新华网进行的一项“关于当前推进改革的主要难题有哪些”的问卷调查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是7个选项中的首选，占受调查者的25%。
既得利益集团的客观存在，已是当下不争的事实。尽管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允许存在既得利益集团，但从近年来被揭露的典型性腐败案件看，以谋求私利作为共同价值和联系纽带，以公共权力作为相互利用手段和支撑条件，相互勾结和庇护，肆意腐败，附着在党和国家权力体系上的集团性力量日益滋长，并逐有泛滥之势，形成利益固化的藩篱。比如' target='_blank' >铁道部原部长' target='_blank' >刘志军，铁道部在其把持下，可以说已经形成一种颇具规模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不仅利用手中的权力把铁道部搞成万马齐喑的“独立王国”，而且带坏一批高中级干部，被牵连的中高级干部达几十人之多。他们形成一种利益相连、权力相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既得利益集团，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
既得利益集团从本质上说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结成的“权力同盟”，危害极大。这种对反腐败改革形成或明或暗的强大抗拒力量，如果不加以坚决遏制，天长日久，足以葬送党和国家的生命。其一，严重削弱党执政的合法性。一些高层领导的腐败危害不仅仅在于侵占了多少财富，而是动摇群众对党的信任。其二，严重影响国家权力的公共性。那些旧的国家机构必须被改造或推翻，根症在其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掌握，丧失公共性，动摇了存在的社会根基。其三，严重破坏社会进步的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发展与进步，需要依靠公平的实现和公正的维系。寄生在党和国家权力体系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及由其衍生的腐败，破坏了社会发展的平等性与公正性。
积极推进反腐败改革的着力点
改革的本质就是利益的深刻调整。反腐败改革的首要任务在于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改变既有权力与既得利益相互过于纠缠的体制，创造廉政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强调要围绕公共权力这个核心积极推进反腐败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构建坚固的制度笼子。
第一，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从深层次上说，当前中国的高频腐败现象，原因很复杂，但根子出在线型的权力结构上。具体表现为权力过于集中，呈现出“议行监合一”模式，权力难以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这表明了权力运行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提出了明确的改革方向和具体要求，有助于清除“个人说了算”的体制根源，防止权力被滥用。
第二，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和制度保障。当前的反腐败体制机制和制度在延缓腐败蔓延趋势，保障改革开放政策执行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也有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二是查办案件受地方和部门牵涉太多，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党对反腐倡廉工作统一领导。这将有助于促进反腐败机构整合、提高廉政建设绩效，更好适应反腐倡廉工作需要。
第三，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当前党的作风主流是好的，但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十八届三中全会结合中央八项规定的落实情况，明确提出要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和建设，健全改进作风的常态化制度，以水滴石穿的精神、锲而不舍的韧劲，做到长期抓、反复抓，实现常态化。这展现了党中央狠抓作风建设、巩固转变作风成果的坚定决心，对人民群众期盼优良党风政风长期保持下去的呼声进行了积极回应。(作者系南通廉政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