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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江年
靠劳动力数量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开始动摇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压缩式的增长奇迹走的是粗放型发展道路，所依赖的比较优势是低成本要素组合，其中廉价劳动力是核心。受益于巨大的人口红利，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吸引了国际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形成密集的马赛克式传统产业集群，成为“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中心”，并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然而，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红利已然不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target='_blank' >蔡昉指出：“根据人口预测，2013年是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而同时，已经跨过生存阶段的劳动者群体开始体现出越来越多的发展型诉求，各种要素成本进入劳动力价格，不断提升劳动力实际成本。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和成本的上升，我国依靠劳动力数量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开始动摇。
我国已经进入人才红利的溢出期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也是一个教育、卫生水平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储量不断增大的过程。改革开放35年以来，我国已经从一个科技人力资源稀缺国家逐步成长为一个科技人力资源大国。2013年我国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7000万人，连续七年保持世界第一。从事研发活动（R&D）人员的全时当量达到325万人/年，是1992年的5倍。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经超过3000万人，毕业人数达700万人。如果按照目前稳定的增长速度不变，2020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将超过1.5亿人。巨大的人力资本储备为人才红利的释放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上，我国的人才使用成本仍然相对比较低廉，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这为承接、培育和发展智力密集型产业提供了条件。目前不少跨国公司将研发中心搬迁到我国，或者将研发业务外包到我国就是一个预兆性的开端。
人才生产力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
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本质是转变产业发展模式，摆脱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被低端锁定的困境，而其核心就是要摆脱国际劳动力要素分工体系中“体力劳动者”和“低端知识工人”的低端锁定，实现劳动力要素的转型升级。产业升级有三条路径，一是高科技含量的' 新兴产业部门、业态不断替代低科技含量的传统产业部门、业态，这个过程中需要大量科学研究和创新创业型人才作支撑；二是走出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攀升，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研发设计和营销管理人才作支撑；三是改造提升制造环节，用精细化生产和流程优化提升加工制造的硬度，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工程师和技能型人才作支撑。没有上述各类人才的支撑，无论走哪条路径，缺乏驱动力的转型升级均难以成功。
深化改革是释放人才红利的根本动力
当前我国庞大的人力资本累存和低下的产业总体效益，大学生就业困难与“民工荒”并存等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与人才之间存在制度鸿沟。构建于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以实现产业规模扩张导向之上的产业和就业制度必然导致市场对廉价劳动力的深度依赖，企业效益取决于简单劳动力的使用数量，而非质量。而建立在我国教育文化传统和科技强国梦导向之上的教育和人才制度则导致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人才的快速生产以及高端科技的大量突破。然而，这当中缺乏有效的制度连接，两个系统各自循环。产业不断扩大廉价劳动力需求，并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低水平均衡。科技和人才规模不断扩大，并构建了一个稳定的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科研生态体系。科技和人才难以得到合理的市场定价，知识通过产业的变现能力低，而产业也难以得到自己需要的科技和人才的有效支撑，尤其是适应市场需求的应用型科技孵化和技能型人才的支撑。因此，只有深化改革，打通两者之间的制度鸿沟，在人才红利的市场转化上进行制度攻坚，才能充分释放出人才红利，推动产业升级。
新型城镇化是释放人才红利的重要通道
产业要转型升级，就必须要有相适应的人才资源进行支撑。而与廉价劳动者群体不同，人才群体的收入水平和知识、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对生活、工作的环境和方式要求截然不同。更好的工作制度和创业、营商环境，更多的同业交流和教育培训机会，更好的公共服务和生活、居住环境，这些才是人才群体更为关注的诉求。传统产业集群所形成的专业镇难以满足这些诉求，而当前拥挤的大城市生活环境和高房价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人才的创新创业动能。只有通过新型城镇化对传统专业镇进行改造升级，对大城市进行提质降压，并由此牵动一系列相关人才制度的深化改革，才能有效地释放人才红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