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面临人口红利拐点挑战顺水鱼财经

为转型升级预留时间，超大城市必须延长人口红利期；而要延长人口红利期，则必须率先开展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改善超大城市公共服务。第五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十年间，广州市常住人口净增275万人。从人口增长的绝对值看，广州低于北京、上海、苏州、深圳、天津、成都。应该说广州人口红利的拐点来得更早更急。

国务院近日下发今年51号文，对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进行调整。根据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广州市2013年年末常住人口1292.68万人，按照国务院出台的新划分标准，广州将晋级“超大城市”。

“超大城市”对于广州意味着什么？在国家新型城镇化总体战略中，广州这座“超大城市”要扮演什么角色、肩负什么使命？要弄清这个问题，就要深刻理解本次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调整的背景。

国家城镇化思路主要有两个出发点：一是扩大内需，转移就业，这需要继续扩大城市化人口，让村里人到城里更高效地解决就业和公共服务问题；二是治理城市病，认为规模会给城市带来难以负荷的城市负担，因此必须严控特大城市规模。

一方面国家要严控特大城市，另一方面超大城市人口红利也已经迎来转折点。主客观条件决定，支撑“超大城市”发展的规模优势和人口红利已经下降，“超大城市”必须告别以往依靠规模扩张、增加人口、消耗资源的传统城市化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所长' target='_blank' >蔡昉指出，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渐减少，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而北上广等“超大城市”将是最早迎来人口红利拐点的地方。

广州的企业家最早感受到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挑战。在劳动招工市场，许多人力企业反映，内地“农二代”愿意到沿海地区打工的越来越少，因为在广州打工的性价比已经越来越不能吸引他们前来。不少制造业企业主想方设法应对“招工难”和人力资源成本上升带来的挑战—有人把工厂搬到粤东西北、内地甚至' 越南；有人通过引进先进设备，比如工业机器人，减少对人力的依赖；有人干脆把资本转移到非洲等' 新兴市场，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和市场。

这三种路径代表了三种转型升级的方式：一是产业双转移；二是技术升级改造；三是资本技术输出。这三种路径都是超大城市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依循的路径，但应该看到，产业转移也好、转型也好，必须把握好节奏。如果不为本地制造业预留转型升级的时间，无非带来两种结果：一是企业一搬了之，往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搬迁；二是企业来不及进行技术升级改造，最终倒在升级的台阶前。无论哪种结果，最终会造成广州生产总值的流失。

为转型升级预留时间，超大城市必须延长人口红利期；而要延长人口红利期，则必须率先开展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改善超大城市公共服务。第五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2000年—2010年）的十年间，广州市常住人口从994万增加至1270万，净增275万人。从人口增长的绝对值看，广州低于北京、上海、苏州、深圳、天津、成都。应该说广州人口红利的拐点来得更早更急。

广州户籍制度改革步伐必须加快。2013年年末广州市户籍人口832.31万人，占常住人口比例64.38%，占全市1600万人口仅一半。广州有800万外来务工人员，如果他们能安心在广州工作、他们的子弟能在广州接受良好的教育并留下来，广州的人口红利期还能延长15到20年左右。

善待“新广州人”，让他们把广州当成家，这决不仅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命题，而且关系着广州这座“超大城市”的前途命运。国家重新划分城市等级，增加“超大城市”，应有这一层题中之意。

（作者为南方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