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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 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3%，其中，4月份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6%，改变了一季度利润负增长的局面。
这种改善虽属不易，但问题却依然复杂。一方面，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6%(折年率)并不能令人释怀，要知道经过3次降息后目前一年期基准利率为5.05%。另一方面即便是这2.6%的利润总额正增长，在结构上也颇感苦涩—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增加120.3亿元，其中投资" 收益同比增加116.1亿元，而投资收益包括购买股票 、基金、债券、投资子公司等权益性投资和债权性投资取得的收益，这反映来自实体经济的利润增长颇为有限。
企业盈利能力不彰，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高，无疑获得了全社会的高度共识。本届政府执政以来，盘活存量资产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成为了稳增长的重要一环。今年" 两会期间某国有大行行长的一句“银行也是弱势群体”，引发包括李克强总理在内的与会人员的大笑，以及在3次" 央行降息后，企业未感到融资成本下降，反映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方面存在着不容低估的内生性结构矛盾。
最为典型的一点就是，在实体经济普遍“抱怨”融资成本过高背景下，最近多家媒体从多个渠道证实，包括国有大行在内的部分银行向央行提出了正" 回购需求，央行也向部分银行启动了正回购。商业银行“反常”地要求央行正回购以回笼部分资金的行为传导出两个信号：一是当前市场信用创造边际下降的态势依然突出，信贷市场在供需层面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惜贷问题；二是经济体系的整体敞口风险较高，实体企业的孳息能力边际下降态势尚未得到有效改善，市场的风险厌恶性较为突出。
当前融资成本高的背后实际是一个经济敞口风险的问题。更确切地说，融资成本高低本质上是个体承受能力的痛感问题，而非市场痛感概念。商业银行主动要求央行正回购警示，不能因为某些个体对融资成本的强烈痛感，就开全局性货币缓释政策(如降息和降准等)，让所有实体部门都吃药。这点决策层看得非" 常清楚，如去年以来决策层坚持采取以定向调控为主的思路，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将" 国企改革升级为国资改革，并从今年以来把重点放置在股市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存量资产重组和盘活，金融战略转向权益性而非债权性市场，都旨在通过激活权益资本市场，既盘活存量资产，又改善和缓解经济体系存在的高负债压力。
其实，当前决策层正在清晰地表达一个立场：融资成本高低这个个体痛感问题，既不能作为整体经济的定性判断，又不能权作定量策略的政策抉择安排；个体的痛感实际是市场的白噪音，基于个体的痛感，政策上为会哭和喊痛的孩子安排奶水，在历史上带来的问题实际不亚于其派生的新问题，更不利于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因为，很多痛喊融资成本高的企业可能恰是风险抗御能力本来就差、亟待淘汰的落后产能和产业，而要让这些企业无痛感，容易带来的是经济金融的泡沫化风险，及加大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难度。
目前市场普遍抱怨的高融资成本，反映出的是实体经济尚未有效出清，大量落后产能未能在竞争中退出市场，致使其低效、无效的资产扭曲性地压低了社会平均资本边际收益率曲线，抬高了整个经济社会的敞口风险，激发了金融机构筛选优质项目的成本，并提高了金融机构的风险厌恶程度，增加了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难度。
实践中，很多只知道喊痛的企业，及低效与无效的企业和项目，天性使然都会想方设法阻塞自身不利信息传导，寄希望在混沌的市场状态下制造柠檬化环境，甚至向贷款人允诺不切实际的高回报和高收益率，遮蔽自身问题，而这不可避免地抬高了整个市场的利率中枢。因而，要有效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就需构筑经济金融的透明性担保机制和防护型保障机制，保障市场信息畅通，降低信息搜集成本，提高市场对相关资产和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和市场定价能力。同时，通过构筑免予市场投资者恐慌的防护型保障机制，让低效、无效的落后产能低成本退出市场，减轻其对经济体系的冲击。
总之，当前要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并非通过行政性降息就可实现，而需为市场出清创造权利行使的自由、便利环境，真正降低经济的敞口风险，使实际利率靠近自然利率。同时，为股市等权益性市场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构筑和完善护卫市场程序正义、公平交易的保障体系，避免一味地干预和引导市场，让股市等充分发挥市场出清和风险识别、定价，及资源优化配置等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