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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华裔投资取向调研顺水鱼财经

核心摘要: 文/叶毓蔚 曹司昂 中国人的海外投资蕴含多大商机?《》发布的《2015中国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显示:可投资资产在60万到600万元之间的中国人数量有1528万人,可用于投资的资产总量则达到了114.5万亿元。 笔者(本文第一作者)曾长期就职于国内,移居多伦多后继续从事个人金融服务工作,身边所接触的华裔群体的投资现状,多多少少印证了福布斯的判断。但如此巨大的投资体量是否做到了投资结构的合理与平衡,境内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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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叶毓蔚 曹司昂

中国人的海外投资蕴含多大商机?《' target='_blank' >福布斯》发布的《2015中国' 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显示:可投资资产在60万到600万元之间的中国人数量有1528万人,可用于投资的资产总量则达到了114.5万亿元。

笔者(本文第一作者)曾长期就职于国内' 券商,移居多伦多后继续从事个人金融服务工作,身边所接触的华裔群体的投资现状,多多少少印证了福布斯的判断。但如此巨大的投资体量是否做到了投资结构的合理与平衡,境内外财富管理机构究竟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却仍有值得探讨之处。

作为福布斯统计中规模占比达到16%的海外主要配置目的地,' target='_blank' >加拿大的情况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有参照意义的视角。

从顶级富豪到中产阶级,

海外资产配置需求流行

实际上,中国个人资本的海外投资并不始于今天,只是近几年,这股趋势逐渐从顶级富豪向中等富豪以及中产偏上阶层流行开来,也让“多元化海外资产配置”的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

这一现象的发生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一方面国内资产配置荒加剧、人民币汇率波幅加大;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国人移居海外,落地生根的现实需求推动了一系列的资产重新配置行为。当下的全球市场,无论是中国取代加拿大成为美国' 房地产市场最大海外投资来源国,还是2015年大陆居民通过香港' 保险流出的数额高达316亿港币,都是该趋势的具体体现。

日益成熟的财富阶层在对待财富的心态上也发生了改变。贝恩咨询和' 招商银行(' 600036,' 股吧)曾做过一项调查,富裕阶层不再将“创造更多财富”作为首要目标,而“财富保障”、“子女教育”、“个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性则出现了明显上升。这种心态的变化,使得投资者开始审视品种的选择及风险的管控,一定程度上亦是投资行为日渐成熟的表现。

为了了解在加拿大的华裔群体的投资取向,我们进行了一项调查问卷,考虑到不同身份状况对资金流向的影响,我们把调查对象分为投资移民、经验(技术)移民、留学生等去留未定人员这三种类型。虽然受限于样本总数的限制,未必能代表三个群体的全貌,但数据总是可以客观地说明一些事实。

对于投资的主要目的,受访的投资移民中有80%的人选择了“为家人留下遗产”,经验(技术)移民则将“退休储备”和“子女的教育经费”作为最重要的目的(两项分别占到61%),而留学生中有83%的人选择了“为目前赚取收入”。

在投资品种的分布上,投资移民的选择较为多元化,房地产、金融资产、经营性企业、股权投资均有分布。而受益于过去黄金十年的经济腾飞,这几年出来的移民,即便是技术移民,身价也相当可观。本次受访的技术移民家庭中,有自住房的比例达78%,自住之外还有投资性房产的比例达22%,金融资产的平均占比则达到家庭净资产的约30%。

留学生群体较为特殊:他们本身并没有过多的收入,很多人甚至在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但仍是多伦多、温哥华房地产市场的主要参与力量。前不久温哥华市场爆出周姓留学生以3110万加元(约合1.57亿元人民币)的代价入主温哥华一顶级豪宅的新闻,其背后是其父母的财力支撑,因此这一群体的投资风格呈现出不统一、不稳定的特征,需要回溯到其父母的投资意向上,才可能得出有价值的信息。

但三个群体在以下两个问题的调查中,却有相当的相似度。

一是投资对象的选择上,显示出以下特征:手段较为单一,房地产投资备受喜爱,而流动性更佳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较低;过分集中于某一地域(加拿大或中国),无法对冲国别风险汇率风险;在投资品种的选择上,偏短期收益率,轻长期保障;缺乏整体的' 税务规划和财富传承考量。

二是“投资信息及渠道的了解程度”这一问题的回复上,体现出信任感与安全感的缺失。

针对“您了解投资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什么?”的调研显示:87%的受访者表示主要渠道是本地银行、理财顾问、咨询公司,有60%的人会通过亲戚朋友来了解投资讯息,有38%的人会利用网络搜索,还有15%的人称自己在加拿大市场的主要信息渠道是房产中介人员。

看上去,很多人还是会通过专业从业人员了解信息。然而,在“您认为过往的投资决策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的问题中,有高达58%的人选择了“信息来源不够充分有效”。这又恰恰表明,华裔投资者并没有从上述渠道中获得应有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英语能力的不足也许是这种信任感缺失的首要原因。虽然在温哥华的大部分地区和多伦多的华语社区,很多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都有普通话和广东话的服务,但这些中文服务仅仅适用于一定程度的客服工作,突出的是所谓的“用户易用性(User Friendly)”。在那些最需要被披露和共享的关于金融产品及服务的专业特征的信息中,直接的中文资讯甚少,很多英文程度不高的投资者转而去向同族裔的金融从业人员寻求帮助。但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华裔从业人员与客户之间的信任建立相对艰难,且非常脆弱。

“投资回报率”的外延因素:

税务,汇率及其他

在所有影响投资回报率的因素中,税务是最容易被华裔投资者忽略的一环。

由于中国目前的税制环境,个人投资者往往缺乏对税务知识的敏感度,一旦出海,仍以中国人的眼光去看待国外税务,就极易在税务的征缴过程中触发风险。同时,税收也是影响投资收益的重要一环,如项目涉及领域税务较高,投资人就必须权衡成本与税后收益,而不仅是表面收益率。

以眼下最热的房市为例。留学生是买房的大军,但是出钱的父母,却不能只以国内的计算方式去衡量投资是否有效,还要考虑税务因素导致的资金滞压以及对投资回报率的削减程度。持有期间的' 房产税及各种费用暂且不谈,在卖房环节,如果留学生被认定为加拿大的税务居民且房子符合主要住所的定义,这个房子的增值部分是免税的。如果不是,卖房时,卖方律师必须先将全部房款的25%扣留并放到信用账户(In Trust)上用做税务局的押金,而只将剩余的75%房款转到卖家账上,直到卖家自己到税务部门办理好相关缴税手续,拿到税务局的Clearance Certificate文书(这个过程需要耗费较长的时间),律师才会进行后续的流程处理。

那只租不卖是不是就简单多了呢?加拿大税务局规定,作为非居民,当你收到租金收入时,你必须向税务局提交“预扣税”(withholding tax)。一般来说,除非你选择离开加拿大后仍然按照税法 216条款每年报税,否则就需要按毛租金收入的25%进行扣税,这个比例就是你的最终税负。

汇率则是另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作为“石油货币”,这几年加元汇率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起伏。2011年4月,加元兑人民币汇率曾达到6.88的高位,而在2016年1月,汇率跌至4.47,6月份则维持在约5.1的水平。在计算投资收益时,生活重心、通货膨胀率、资金最终归属

等,都将对收益率的核算造成重大影响。假如一个投资者于2011年在多伦多买房,截止今天就算房价涨了50%,但汇率下跌了三成,作为并没有将生活重心全部从中国转至加拿大的“空中飞人”,这样的投资表现算不上好。

另外容易被华裔投资者诟病的是:在金融投资这个领域,不少华裔从业人员的名声似乎不佳。2009年轰动一时的“华人' target='_blank' >巴菲特”唐炜臻事件,涉案数千万加元、数百名华裔投资者。唐炜臻后来被加拿大安大略省证券委员会以证券诈骗、无牌交易、夸大投资回报等12项罪名提起指控,最终被判6年刑期,罚款280万加币。

唐炜臻的“庞氏骗局”固然令人不耻,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投资者本身的表现也非常耐人寻味:在加拿大这样的成熟市场,去相信10%甚至更高的保底承诺,这难道不是一种放弃理性常识的做法吗?这种主动型的“受害人”心态,谁能说不是一种投机心理作祟呢?

财富管理机构的角色与前景

有研究表明,在已持有境外投资的高净值人群中,有将近60%的受访者表示未来会进一步增加境外投资金额,在目前没有境外投资的高净值人士中,超过50%的受访人士表示计划未来开始境外投资。对于从事财富管理的机构与个人而言,这无疑是一片巨大的蓝海。

但实际运作情况未必如此乐观。

笔者曾经接触过一家小型券商的海外业务部,成立两年,负责人及团队非常努力地拓展业务,但成功案例有限。而另一些本身具有丰富海内外子公司及项目资源,且具备相当坚实客户基数的金融机构,则逐步建立起了完善的海外投资产品及咨询服务体系,并取得了惊人的人均创利数据

究其原因,或许仍然需要回到之前谈及的客户分类的问题。

对于超级富裕的客户,资产配置已经类似于私人定制。由于这些富豪的“海外根据地”分别处于不同国度,而每一个国家的税务、金融体系各有差异,涉及到当地会计师、律师、专业人士的协调,每一项定制都将花费巨大的时间和成本,这就导致作为产品及服务提供方和协调方的境内财富管理机构,收入来源并不稳定。

当然也有人会建议:为何不专注于咨询服务?但现实是目前而言国人并没有习惯为不一定有结果的信息付费,即便有这样的群体,也基本被那些前期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咨询巨头瓜分,财富管理机构如果做不到将信息资源落地,就没有明显的优势。

仍然是出于时间与成本的考虑,对于中产偏上客户,金融机构并没有动力去提供一对一的定制产品,更适合的道路是标准化产品的遴选、上架和推广。但这又涉及到产品来源有限的问题。截至目前,中国个人海外投资的渠道依然有限,通过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介入二级市场是重要的通道,但QDII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据WIND统计,截至2016年4月底,150只QDII产品中收益为正的仅为71只,收益率超过10%的则仅有48只。至于海外的MBS、CLO等资产证券化产品,每一笔交易都是大于一百万美元,中产规模的居民很难有这个本金投入这种市场中。以上种种,均使得这一批客户的需求满足渠道异常狭窄。

第二个问题则是严重缺乏具有国际视野,并且资历得到境内外各方背书认可的操盘手。

对于离岸资产的管理,海外的资产及服务提供机构与国内的财富管理机构分别站在了供销的两端:资产端与客户端,双方的互信是关键。以海外房产销售项目为例,国内投资者想要得到的,是从购买到出租到日常打理到年终税务处理的一条龙服务,当手握客户资源的境内机构在寻找靠谱的海外资产端时,资产端同样也在遴选合适的客户端。如果没有对境外房地产市场的深刻认识和实际操作经验,这种对接与互信将非常困难且脆弱。

现实中,国内不少第三方理财平台本身可能缺乏资质,却将海外资产配置作为口号包装成收益可观的理财产品吸引民间资金,但其产品真实的业绩和项目投向并不清晰,或多或少存在灰色地带,这些都可能引爆巨大的风险

(责任编辑:马郡 HN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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