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7月,企业职工们缴纳社保费用的多少会根据个人上年的工资水平做出调整。今年7月起,将迎来一个更大的变化:在职员工缴纳的养老金将不再全部留在本地,或者发放给本地的退休者,这笔资金的一部分将会进入一个中央级的专项账户。
上收至中央的这笔资金被称为中央调剂基金,将用于均衡全国各地区之间轻重不一的养老负担。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提出“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这次中央调剂制度的实施,意味着养老金全国统筹终于迈出第一步。
调剂金怎收怎支
在管理养老金时,不同省份的感受有如冰火之别,有的省份不愁发放,还有余力降低职工的社保缴费率,有的则甚至需要举债以保发放。
东北和部分中西部省份一直面临着年轻人外流、老龄化加重的情况,养老金入不敷出,在发放养老金时只能依赖各级财政补贴。在另一些地区,外来的年轻人涌入,退休人群相对少,养老金大量累积,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份都坐拥千亿元养老金结余。
职工所缴纳的养老金被掌握在各个省级或以下的政府手中,这种现象在全球范围都并不多见,因而自统一的社保体系建立伊始,学界就在呼吁将养老金全国统筹提上日程。
2018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见中外记者时称,今年将采取养老金基金调节制度,中央收取3%形成调剂金,以后这一比例还会逐步提高,弥补部分省份可能会发生的养老金收入不足缺口。但“3%”究竟指的是什么,在此后的3个月里都没有得到说明,引发颇多猜想。
6月13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为调剂金定调:各省职工平均工资的90%乘以在职应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的3%,未来这一比例会逐步提高。
在拨付使用这笔中央调剂金时,过去的一个猜想是中央会直接分配给存在较大养老金缺口的地区。而新政显得更加“普惠”:所有省份均可享受,中央会以调剂金总额除以全国离退休人数得到人均拨付额,人均拨付额乘以各地的离退休人数,将是各地能够获得的资金。
同时,人社部还承诺,中央财政未来对各地的补助政策和方式不变,补助力度不但不会减少,还会继续加大。过去对各地养老金的补贴主要来自中央财政,2017年的补助额达到4400多亿。
“新政与每个省份的赡养负担有关,赡养负担重的省份受益,负担轻的受损,财政补贴渠道变化不大。”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说。
哈尔滨商业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淑君告诉《财经》记者,以2014年为例,养老保险赡养负担最轻的是广东、北京、福建、浙江、山东,最重的则是黑龙江、吉林、内蒙古、重庆、四川。广东的抚养比(缴纳养老保险的在职职工数量除以参保的离退休人员数量)是黑龙江的6.71倍。
2005年,黑龙江的抚养比为2.44:1,到2016年下降为1.3:1,这意味着不到一个半的在职职工需要供养一个退休职工的养老金。
尽管黑龙江政府采取了众多方式来缓解养老压力,但难以阻止资金问题的爆发。该省2016年职工养老金的收入为890亿元,支出1210亿元,当期收支差额320亿元。截至2015年的养老金历史结余为88亿元,用来抵补收支差额后,仍存在232亿元的缺口,成为了第一个没有养老金累积的省份。
折中的方案
经济,拉开各地的差距。 src="http://123.57.47.235/imgcache/80/B4/80B4B7B45248197320DD2571F58F8957.jpg"> 事实上,各地养老负担畸轻畸重,并非只体现为资金层面的枯竭,还会进一步投射至区域经济,拉开各地的差距。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多次举的一个例子是,在黑龙江投资一个招收1万名工人的企业,向每名工人发放平均每月5000元的工资,一年的工资成本是6亿元。公司在黑龙江缴纳养老金的比例是22%,而在广东只需缴纳13%,两者相差9%,即企业在广东发展每年可以省下5400万元,那为什么要在黑龙江投资?
国内的社保制度在建立之初被交由各地政府自行探索,导致了目前各地养老金制度缴费基数、费率标准、待遇水平不一的“碎片化”局面。企业因人力成本低廉更愿去养老金压力轻的地区投资建厂,吸引年轻人向这些地区流动,年轻人社保缴费多,政府养老负担更小。这种连锁反应将带来各地养老金“旱得旱死,涝得涝死”的僵局。
必须加快养老金全国统筹,这已是学界和政策界的共识。最佳的全国统筹形式是大收大支,把各地缴纳的养老金全部上收,再统一分配。但多年呼吁下,中央调剂制度才走出第一步,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利益的阻碍。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胡继晔曾告诉《财经》记者,2008年至2010年,他对13个省份调研发现,市县级政府都不愿治下的养老金结余被拿走,隐瞒资金数额的情况大量存在,“地方至少有权力选择将资金放哪家银行”。
据一名知情学者称,广东曾被全国人大“盯住”,要求其将部分养老金滚存拿出来支持养老金全国统筹,但广东的官员坚称广东存在接近400亿的养老金个人帐户空账,实际上就是不想“掏钱”。
不过,如果无视地方利益,强行推动全国统筹,结果也未必会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指出,还需要担心道德风险的问题。假设养老金全国统筹了,但负责征收和发放的依然是地方政府,由于没有收支压力,它们很容易在发放时显得过分慷慨,影响基金的可持续性。
在实施中央调剂制度时,也可能存在地方政府希望“少缴多得”而带来的运行风险。新政对此体现了充分的考量,提供相应的激励和约束,以避免可能出现的阻力:各地需上交的资金与当地平均工资和职工人数挂钩,而与各地实际征收了多少养老金缴费无关。各地对此能有明确的预期,多征缴的资金可以留在本省使用,因此依然有动力来努力完成征缴和扩面。
在拨付环节,为防止“鞭打快牛”,防止部分地方政府产生依赖调剂金的想法,各地则能颇为“公平”地获得当地离退休人数获得匹配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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