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筹博弈:十号文时代的民企境外上市》,李寿双、苏龙飞、朱锐 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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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3年逐步发展期——成熟的传统民企陆续选择境外上市
自2000年年底全球" 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整个" 互联网行业进入了长达3年的“冬天”。大批" 互联网企业因为没有备足过冬的“棉衣”,而冻死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国内" 互联网企业的境外上市也全面低沉下来,自2000年7月12日搜狐上市后,在长达3年的时间跨度中,竟然没有一家互联网企业实现上市。在互联网企业境外上市失去昔日光芒之后,谁来接棒继续民营企业境外上市之路呢?
此时,一些逐渐成熟的传统行业民营企业,便成了自然而然的“接棒者”。创维、" 比亚迪、" 国美便是这一时期民企境外上市的代表。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彩电行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时期,并且催生了中国彩电四强:长虹、康佳、TCL、创维,这四强中排在末位的创维是唯一的民营企业。
虽然创维号称四强之一,但是其所拥有的资源、获得的政府支持、面临的经营环境,却明显不如其他3家。仅以上市融资为例,当时国内A股上市实行配额制,而且上市资格是严重偏向于国有企业。在当时的配额制下,彩电四强中的前三强因为是国有企业,因而从1992年到1994年陆续获得上市资格、实现A股上市。但是,作为民营企业的创维,却长期拿不到国内A股市场的入场券。这无疑体现了国内国企与民企的“区别性国民待遇”。
面对当时的行业老大长虹发起的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缺乏资本平台支持的创维显然处于守势。为了扭转自己的资金窘境,创维不得不寻求境外资本的支持。就在这时,国际私募股权(PE)机构也开始跟着风险投资(VC)机构的后脚,进入中国市场物色处于成熟期的民营企业。已经成长成型、步入成熟期的创维,自然进入了他们视线,双方一拍即合。
1999年8月,世界最大的投资集团之一的荷兰国际集团(ING)、东方汇理、" 华登国际3家国际资本向创维集团注资3000万美元,占股份15%左右。
8个月之后的2000年4月,创维登陆香港交易所主板,融资11亿港元。而推动创维香港上市的,正是8个月前投资创维的主导者——ING集团,它成为创维香港上市的牵头保荐人。
ING集团这种“PE投资+上市保荐”的模式,后来在中国民营企业境外上市过程中,一再被高盛、" 摩根士丹利等全球顶级投行在中国发扬光大,比如蒙牛乳业、" 分众传媒、雨润食品、永乐电器、" 百丽鞋业、" 阿里巴巴等等。
创维可以说是传统成熟民营企业境外上市的先锋,而晚一些登陆香港资本市场的" 比亚迪,则是另一个典型的代表。
" 比亚迪香港上市的保荐人,是国际知名投行法国巴黎" 银行(BNP)百富勤。从某种意义上说," 比亚迪的香港上市,是百富勤“猎取+游说”的结果。《比亚迪之父王传福》一书记录了当时百富勤和比亚迪的一些交易细节:
1999年底,基于对国内制造业前景的良好预期,巴黎百富勤寻找到国内一家规模不小的锂电池制造企业,发现其业绩和潜力都不俗,便打算将其" 包装到境外上市。但在进一步的调查中,百富勤却发现这个企业的目标是5年后赶上一家叫“比亚迪”的电池制造企业。百富勤立刻意识到,这家叫“比亚迪”的公司一定是行业的隐形冠军。自然而然,百富勤将注意力转向比亚迪总裁王传福。
而当时王传福却拒绝了百富勤的上市建议,因为当时比亚迪的年利润大约5000万元,而且现金流也比较充沛,因而并不急于上市。然而,百富勤并未就此罢休,它以财务顾问身份持续陪伴了比亚迪3年。期间,百富勤一直跟踪比亚迪,帮助比亚迪做企业重组和商业建议书等,默默地等待比亚迪上市时机的成熟。直到2002年初,比亚迪经过跨越式发展,利润预测已达五亿多元,规模扩大,资金需求也变得强烈起来,王传福最终同意着手上市事项。2002年7月31日,比亚迪在香港上市,募集资金超过14亿港元。
由比亚迪的案例可以看出,国际投行在民营企业的境外上市浪潮中,扮演了积极的挖掘与游说角色。此后,国际投行在激烈争夺国企巨无霸企业境外上市项目的同时,也挖掘了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到境外去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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