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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3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有产业性机遇的行业已不多，而金融业是其中的一个。上海嘉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方生则是在金融业中“淘金”的一员他从事财富管理业。在他看来，这甚至是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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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经历了长达5年的等待，这个和对冲基金相关的业务差不多到去年推出才真正迎来转折点。这也让刘方生感慨：创新几多艰难，企盼放开金融创新之枷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并积累了庞大财富，GDP和证券市场总市值排名均已跃居世界第二，如果没有专业、健全的财富管理机构来管理这些财富，既不能满足市场和社会的需求，也会给中国经济运营带来更高的难度。
早报记者 柯智华
“对冲基金是什么？内地投资者的潜意识中，总觉得对冲基金是风险很大的，对冲基金是恶魔。其实不是。”从2007年年底回国开始，刘方生常常会向周围的人解释对冲基金市场和它在财富管理业中的作用，为对冲基金正名“尽管存在这样的量子基金，涉嫌冲击其他国家货币，但它仅限于对冲基金十大类中的一种，不能代表整个对冲基金行业。”
恍惚间，刘方生回国已近五年，在内地创办了多家公司。其中，在上海投资创办的上海嘉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嘉裕投资”），主要从事传统、另类投资基金、基金的基金和年金投资的运作。2010年4月，中国导入融资融券和股指交易，当年，嘉裕投资设立中国第一只规范化运作的开放式绝对收益基金，即风险对冲基金。
按照刘方生的话来说，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正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功能之一，即财富管理。在刘方生看来，甚至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建设财富管理业。
“从中国国情看，中国有三个金融中心，一个是总部中心，即金融机构的总部所在地，这显然是北京；其二是定价权和交易量的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本质上应该建设成定价权和交易量中心，而这个中心的建设主要是从财富管理中心建设开始；其三是建立机构运作中心。”刘方生说，从实际情况出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显然应该着重于财富管理中心和机构运作中心。
从1993年开始，刘方生先后在瑞信第一波士顿证券和美林证券工作，1998年开始转入资产管理行业，担任瑞信资产管理公司结构股票产品部门负责人，2001年开始先后担任华尔街最大的两家基金管理公司巴克莱全球投资人（BGI）和道富全球投资顾问（SSgA）投资部门的负责人。
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今年50岁的刘方生已属“知天命”，实际上如果在美国再过几年，他退休后则可以稳妥过上中产阶层的生活。经历过许多困难的刘方生后悔回国创业吗？
“一点也不后悔。我们愿意接受任何严格的监管，我们渴望加入国家的金融创新名单中，有相关的配套措施，让我们的金融创新可以施展。”刘方生说自己像个年轻人，有无穷的精力。
60多次建言献策
早在国外工作期间，刘方生即开始关注中国证券市场。从2003年开始，刘方生开始向时任中国主席就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建言献策，建议中国导入多边市场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建议中国证券市场导入做空机制。
刘方生的逻辑很简单，在华尔街工作生活10多年，对冲基金是一类风险收益特征稳健的投资产品，发达国家的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大型保险金等机构投资者，追求稳健投资收益，避免投资随市场波动，是对冲基金的主要投资者。而对冲基金刚好可以做到风险对冲，这是在发达市场资产管理的一个日益增加的重要资产配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并积累了庞大财富，包括在国家、机构、企业、个人四个层面均已积累大量财富。GDP和证券市场总市值排名均已跃居世界第二，如果没有专业、健全的财富管理机构来管理这些财富，既不能满足市场和社会的需求，也会给中国经济运营带来更高的难度。”
“首先是和谐社会可持续财源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保险金这些东西将来怎么支付。”刘方生分析说，这些财源必须是可持续的，因为中国在30年前已经砸碎了铁饭碗，放弃了全民所有制的保障体系转向面对市场的保障体系。
最典型的是地方社保资金缺口。“这些缺口资金不可能持续用财政的方式来支付，也不可能持续靠提高企业的支付比例来保障，只有通过财富管理的方式，使得社保资金获得投资收益。”
另一个问题是，创新性国家的机制有效运作。“它需要把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通过各种各样金融资产的形式，高效配置到经济的每一个板块。而这正需要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来实现。”
“我回国调研时，发现中国在财富管理业几乎是一片空白，明显感觉到产业机遇的到来，于是决定回来创业。”刘方生回忆说。而在其商业计划书上，他如此描述中国的财富管理业其一，尽管投资者和企业的金融需求持续迅猛增长，财富管理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核心产业，却还处于行业性缺失的状态，金融产品严重缺乏，服务体系至今没有形成；其二，按照WTO约定，2012年中国将开放金融业，如果中国的财富管理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由外国企业决定中国财富的流向和运作，中国的长期利益和金融安全将会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培育中国本土的财富管理服务业刻不容缓地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战略安排。
据统计，从2003年至今，刘方生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地方政府以及相关机构提交的政策建议已经累计60多篇。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5月，刘方生参加全国人大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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