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捍卫市场是经济学家的天职-评论频道-顺水鱼财经网

　　民主与法治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繁荣和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尽管在法学界和政治学界已经基本上成了大家的共识，但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大多数人而言，似乎还是件新鲜事，甚至反过来在中国经济学界有许多人是“新权威主义”和“发展主义大政府”的信奉者。这里的问题还是出在人们对现代民主政治本质的认识问题上。由于我国经济学界对民主政治和法治问题探讨的比较少，因而大多数人还只是认为，所谓民主政治，就是选民一人一票普选国家领导人的制度。但现在看来，这种普选制只是形式，且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后才逐渐成熟的非常晚近的事情。事实上，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预算民主，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使政府的权力不是无限的，而是受选民选出的代表所制约的。这正是政治学界和宪法学界的论者所常说的“宪政就是'限政'”的意思。记得法国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孟德斯鸠（CharlesdeS.BarondeMontesquieu）在《论法的精神》（1748/1989，中译本，上册，154页）中曾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孟德斯鸠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政府中掌权人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他会倾向于无限制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无限制的权力，就是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按英国阿克顿勋爵（LordActon）的看法，就“绝对会产生腐败”。即使出于掌权者的自我道德约束和维护自己长期统治的考量，在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治中，绝对权力所产生“腐败”不时会自我收敛，绝对权力也可会设置一定的自我“反腐”纠错机制，但这种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却显然也不能保证自己不做错事和坏事。当然，从政治学上来看，任何一种政制形式--包括民主政治本身，往往都不能确保政府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和错事，但是一个现代良序市场运行的最低要求是：政府不干太多坏事和错事就是好政府。而现代民主政制的主要功用，恰恰在于通过限制政府的权力，通过一定的制衡机制（checksandbalance），来避免政府干太多的错事和坏事。这是应该一个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最低要求。民主政治的合理性，恰恰就在这里。

　　限制住了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使政府公务员手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尤其是征税权和财政支出--内在于宪法和种种行政法规所明确限定的范围之内，是一个良序法治和民主政治下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条件，这一点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常识，更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共识。正如维迎在这部著作的最后一部分所反复强调的那样，要使政府权力是受限的和有限的，政府官员经济与社会决策的自由裁量权是在明确的宪政规则划定的范围之内，中国的法律制度才能良序运作，中国的企业家才不必时时用行贿的手段去从政府官员那里去赎回自己进行市场交易和企业创新活动的权力，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才不会枯竭和衰微下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才是可持续的和长久的。

　　对于法治与民主是一个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最基本的制度基础这一点，从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动态中也可能看出一些端倪。从民主政治下有限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待目前“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经济格局及其未来走势，会发现一些单从一些经济变量为中国经济“把脉”所觉察不到的问题。最近，2010年下半年之后中国宏观经济增速可能持续下滑已经几乎成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的共识。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增速将要下滑的原因，目前国内经济学界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目前我们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担忧，并不在于在4万亿投资计划过去后全社会投资动力的衰减，也不是中国的出口的订单到目前仍然只是恢复性的增长，而在于企业家出于对中国社会长期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和对自己财产不安全的担忧所导致的扩大自己工商企业的动力在衰退。单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来看，一些民营企业家并不缺少进一步扩大自己企业和公司集团的资金。相反，不少民营企业家有着巨额资金，但不知如何用。由于政府政策多变和不可预测，社会不安定因素不断发生和积累，以致每个中国人都有一种社会大变局之前的那种不安和惶恐，这实际上已经导致一些民营企业家们不再去发展实业，去增加自己企业新生产能力和发展自己的商业帝国，甚至也不去“炒房地产”和“炒股”，而是把自己的资产“变现化”，并设法移居国外和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在过去30多年中，在市场化改革大潮中，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千载难逢的出口贸易发财的机会中，中国一大批的企业家的崛起，他们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地扩张自己的企业和集团，这才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最终动力源。如果未来中国企业家创生和扩大自己工商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冲动衰减了，任何刺激经济的计划，包括中国经济货币化的加速（极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一级市场源源不断的IPO，都将最终会是无效的，或者说就根本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与效果。由此看来，尽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宪政民主政治，使全社会有一个安全感，使企业家有一个光明和稳定的预期，已经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要求所刻不容缓的了。

　　最后要指出的是，尽管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及其经济和社会的合理性讨论已经超出了这篇书评的任务范围，但我觉得这里还有必要指出，正如过去30多年中国市场经济是通过一种渐进性的试错过程一步步走过来从而渐进性生成一样，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民主建设，恐怕还是要走一种渐进性生成和发展的路径。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是要通过理论各界以及社会各界之间的对话，逐渐形成某种“重叠共识”。要让全社会绝大多数人认识到，在中国社会已经过了经济的“市场化”这第一条河之后，我们迟早要过政治的民主化这“第二条河”。事实上，回顾一下我们过去30多年的经济社会改革历程，也会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我们也是先通过放出一点市场机制而尝到甜头，并逐步确立了过“经济的市场化”这“第一条河”的目标，然后，再一步步走了过来，“摸着石头过河”，最后取得了中国经济的辉煌成就。现在，一旦我们把要过“政治的民主化”这第二条河的目标确立大致下来，恐怕还得要“摸着石头过河”。未来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目前看来很难采取一个整体设计的进路。我们只能像前30年市场化改革一样，我们只能先大致逐渐确定要过这第二条河的整体目标，再慢慢汲取世界各国已经走过的现代化转型的经验和教训，一步一步地朝前走，渐进性地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治民主”（“法制民主”是邓小平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使用过的一个提法，后来在我们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法制”一词逐渐被“法治”所取代了，故不少政治学者提议使用“法治民主”这个概念，并把它作为我们下一步政治体制建设的整体目标。而我们理解，“法治民主”，也就是政治学界和宪法学界所说的“宪政民主”。）政制。记得以前中国南方有一个很老的俗语，叫做“草鞋无样，越打越像”。我们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未来的法治民主建设，也可能像从前的南方人打草鞋一样。一旦要确定“打草鞋”了，开始只大致知道要打成个“脚套”的形状，打着，打着，就会打出个样子来了，最后会形成一个“中国式的民主政制模式”。当务之急，是现在就要“搓好绳子”，试着开始“打”民主政制的这双适合“现代市场经济”走路的“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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