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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大家都乐意的事，不一定能成；但大家都不乐意的事，注定不成。
比如公路，大家都乐意，于是成了骄傲，许多路比的新。9月20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15年全国收费公路统计公报》显示：至2015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57.73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到12.35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一级公路9.1万公里，是1984年底的277.3倍；二级公路36.04万公里，是1984年底的19.3倍。
之所以有今日骄傲，从资金上来说，中国公路跨越式发展与“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政策有关，有了这个政策，建路依赖财政投资逐步被银行贷款取代。在中国，银行贷款与财政资金貌似是不同的，前者貌似市场的，但实际上都是政府说了算，行政之手有调动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这样，收费公路不只是改变了融资方式，更让地方政府能够更容易、更廉价地筹集到资金来修建公路。特别是，当修建公路不仅迎合了地方政府提升政绩的欲望，还成为高层稳定经济发展的抓手，就使贷款修路成为一个政治正确的行为。
只是，什么事过了就会有麻烦。从2010年以来，中国收费公路的收支从盈余变为负数，2010年尚盈余32.5亿元，之后连年亏损，2011年到2015年收支依次是-323.3亿元、-565.7亿元、-660.5亿元和-1571.1亿元。
为什么会亏得如此夸张？据交通运输部的解释，主要是由四个原因构成：一是收费公路整体规模扩大；二是收费公路剩余期限减少，导致还本付息的压力进一步增加；三是收费标准没有变化，而建设成本却在增加；四是不少省份为了降低财务成本，主动偿还了部分本金，因此导致支出增加。
这不是秘密呀，在公路开建之前，这些是可以测算出来的，但为什么各地政府还拼命上公路？就像计划生育，今日开放二胎，但中国人口增长低迷的窘况已然无法逆转，这些也是可以测算的，而为什么有关方面迟迟不动作？――这不是计算问题，不是会计失职，而是有关方面的利益所在。
公路是什么？它既是一种公共基础设施，也有商业内容，如果在市场中由企业提供，它一定会考虑供求，考虑盈利，必须让规模的扩大有利于边际成本的减少。但如果由政府主导就不一样了，在目前的投融资体系下，收费公路的收益是当任的政绩，而财务压力是由后任来承担的，压力和收益是错配的。而作为百姓，他们并不需要直接承担修路成本，反而有可能从中分得一份劳务收入，因此很少有民众反对公路建设。这样，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民众，大家都高兴，于是把公路搞成了一个骄傲，骄傲的背后是亏损，是在许多地方过剩，这就要求公路去产能，要求全社会承担损失。
与公路相比，铁路投资更大，运营技术要求更高，更为国家垄断。因此，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民间，投资的热情都不如公路，资金来源困顿。
按照年初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计划，2016年计划开工项目45个，包括一些客运专线，计划投产新线3200余公里。但在这45个项目中，有些没能按期开工，如原定于一季度开工的安庆到九江铁路，至今未能开工。此外，赤峰至京沈高铁喀左站快速铁路、川南城际铁路等都未开工或推迟了。去年底，国家审计署点名批评了12个铁路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完成率偏低，其中有2个铁路项目投资完成率为0。审计署在公告中提到，据铁总称，投资计划完成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项目可行性研究批复、初步设计、施工图以及工程招投标等环节需要较长的周期，个别项目地方资本筹集及银行贷款落实较慢。
资金没备好，谁敢开工？如果后续资金跟不上来就只能停工，停工后人力、物力都耗在那里，投资额会加大。钱呀，都是辛苦搞来的，谁能乱撒呢？铁总负债不断增加，经济又低迷，只有中央政府一家积极，这事不好办。铁路的窘况比公路还甚，比如高铁，除了京沪等少数线路外，其他绝大部分都亏损，西部地区的许多线路都没必要建。
不就是缺钱嘛，千多年前，有位大人物位尊势沉，有得是钱，想和市场扛扛，此人就是石。
1970年代上半期批林批孔，王安石被尊为法家的代表，代表着先进生产力，极具正面形象。然而，王安石除了没什么绯闻，也没因贪腐被调查外，但他最看重的改革，实际上是失败的，他一定此恨绵绵。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过去的说法是由于保守势力和地主阶级的阻挠所致，这是传统的阶级论。后来各种史料证实，反对王安石新政的不仅是地富反坏右，不仅是官僚阶层，还有农民。大家都不高兴，这事就成不了。
当时北宋都城汴京有人口百万，惊得马可波罗合不上嘴。据估量，按购买力而言，宋朝的人均GDP达到520美元，是中国古代历朝中最高的。但王安石还不满足，他想富上加富，当然他是想让国家富，让皇家富，让百姓富，他的品格还是不错的。王安石的手段是官府主导，诸如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等等都是这路数。王安石变法最重要的内容是青苗法，“摧兼并、济贫乏”，共同富裕，具体做法是：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以低于市场借贷利率向农民贷款，农民以地里的青苗为贷款抵押，秋后农民连本带息一并归还官府。
这不是双赢吗？但很不接地气。虽然利息低，但并非农人都需要贷款，而王安石为了证明新政的正确，给地方政府下达了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硬性层层摊派。偏还有那无良官员，拿着令箭鱼肉百姓，把官府的惠民政策生生变成了强制的官府垄断的高利贷，有的利息竟达原先设定的35倍。
1069年，在首都汴梁延和殿有一场政策辩论，辩论的双方是改革派王安石与保守派司马光，史称“延和殿廷辩”，类似今日林毅夫之辩。王安石认为，中央要实行经济集权；司马光认为，要以农为本藏富于民。从这里可以看出，保守派和改革派、左派和右派的标签，有时候是乱插的，是不符合实际的。
争辩归争辩，结果是，王安石变法增加了财政收入，数年后，全国财政收入从宋初的1600多万贯增加到6000多万贯，“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但是国富了民没富，(,)不高兴了，其中还有东明县一千多农人进京上访，在王安石宅子前闹事。末了，宋神宗不得不下诏停止新法，社会不和谐，一切免谈。
公路照顾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虽然政府操持得不讲究，也还过得去；铁路就窘得多，后面不知如何收场；而王安石的青苗法得罪的大多数人，注定没戏。试想，如果今日让王安石主政，举国之力，用行政低利率资金推动铁路、公路五六的跨越式发展，中国会怎样？
